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二）.doc

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二) 三、关于汉宋之争的探讨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一般认为,乾嘉时期的学术界存在着激烈的汉宋之争,集中体现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上,近年来,对于这一传统意见,学术界颇有不同见解: 一是究竟存不存在汉宋之争。暴鸿昌反对有所谓汉宋之争的说法。他指出,清初无所谓汉宋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但大多数汉学家并不排斥宋学,而此时宋学衰微,鲜有宋学家诋毁汉学,诋毁汉学者多为文士;道咸以降,虽有方东树诋毁汉学,但汉宋调和已经成为主流。(注:暴鸿昌:《清代汉学宋学关系辨析》,《史学集刊》 1997 年第 2 期。) 尚小明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有很深的门户之见,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却有汉宋兼采的意味。(注:尚小明:《门户之争, 还是汉宋兼采? ——析方东树〈汉学商兑〉之立意》,《思想战线》, 2001 年第 1 期。)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研究员的《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也指出: “《商兑》一书标识着汉宋相融的新发展”,“在《商兑》出版半个世纪后,人们还把它当做是要求汉宋融合的嚆矢”。(注: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河北出版社 2001 年。) 这一观点对于将《汉学商兑》视为汉宋相争之作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修正,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所谓的汉宋之争也就缺乏了根基。二是汉宋之争的焦点。早在 20世纪 70 年代,余英时就在《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一文中指出,清初考据学是为义理思想服务的。他认为清代考证学兴起的背景是儒学由宋明时期的“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换(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自序第 3 页、 7 页、 349 页、 67 页。)。考证学在最初兴起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证于经书”,因而,选择什么样的书作为考证对象是由学者的义理背景决定的。如程朱一系的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疏证》,是为了攻击陆王一派借以建立其学说的“虞廷传心”说;而陆王一派的胡渭则选择《周易》作为考证对象,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削弱程朱的立说根基。 90 年代,张丽珠女士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思考汉宋之争的有关问题。她针对传统的说法提出质疑:戴震是公认的考据学大师,为何晚年感叹讲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方为“平生著述之大”?阮元既然主张“汉宋兼采”,却又为何在《汉学商兑》中遭到宋学大将方东树的大肆攻击?张丽珠认为传统的“考据”与“义理”争锋的说法不足以揭示个中缘由,她指出:清代“汉宋之争”真正关键性的内容,应在于义理学内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汉宋歧见。笔者认为,乾嘉时期的汉宋关系,不能简单概括为“争”或“不争”,而是“争”与“不争”并存。“不争”在方法论上,双方其实都承认“考据”和“义理”不能偏废。“争”则在义理上,焦循在《雕菰集》卷七《申戴》中说: “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方东树对此极为不满,在《汉学商兑》下卷引焦循之语而加以评论: “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何得戴氏别有一种义理乎?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宋之争的要害从根本上说在于思想的争锋。对于这一点,晚清的皮锡瑞看得很清楚,他在《经学历史》中指出: “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诸子说经相牴牾,亦只是辨一理字。”(注: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13 页。) 因而笔者认为, 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汉宋的义理之争大致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理与气”;二是“理与欲”;三是“义利与王霸”;四是“礼与理”。除了相争的一面外,乾嘉时期的汉宋之间还有“不争”的一面,在《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当时许多学者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汉宋兼采”或“不以汉宋立门户”的观点。(注:参见周积明:《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不争”与“相争”——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载《清史研究》 2004 年第 4 期。) 因此在研究乾嘉时期的学术格局时,必须超越表层现象,深入其腹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和把握,在历史的场景中理解真实的文化脉络。四、关于清代礼学的研究所谓的礼学,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上古元典《周礼》、《礼记》和《仪礼》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二是以具体的礼仪为对象的研究,如对丧礼和婚礼的研究;三是关于礼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研究。礼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范畴之一,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为时代的变迁和不同解释模式的叠加而构成一个丰富的文化系统。先秦以降,礼学一直是学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近世以降, 在内部新旧更替和西学强烈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经历解体、重构的艰难历程。传统的文化范畴、哲学命题、致思方式无不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礼学的价值受到强烈的质疑。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礼学时,虽然也肯定清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