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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提琴艺术的本土化发展路径探析
【摘要】小提琴是西方音乐的典型乐器之一,从明朝末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小提琴带入中国,直至民国初期小提琴艺术在中国才得到初步发展,由于受到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本土化历程也经历不同赏其艺术美感,也开始进行小提琴的学****和创作。萧友梅创作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是该时期的主要作品,在创作方式上效仿欧洲,也同时存在创作思想不够深入的现实问题,但是依然能够作为小提琴艺术本土化创作的开端。20世纪初期,司徒梦岩先生应用小提琴演奏广东地区民间音乐作品《双生恨》《潇湘琴苑》等,真正开启小提琴的本土化进程。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小提琴艺术本土化发展,由于受到中国社会政治及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小提琴表演和创作中,均是以西方的音乐理论为基础,应用西方的表演技法来体现中国对小提琴艺术的感知与情感[2]。
二、小提琴艺术本土化发展的成长期
所谓成长期,主要是指1920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此阶段中国经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的变革使中国人民饱经风霜和苦难,也就是在战争和苦难的困境中,促使人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音乐成为表现思想的重要途径,小提琴艺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成为表现人们爱国之情的途径。西方音乐艺术与中国音乐文化的融合和碰撞,使小提琴的艺术表现形式呈现新的特征,其中以吕文成为首的广式演奏手法对民族乐器的表演方式加以借鉴,应用相对较为个性化的定弦方式演绎广东地区的民间乐曲及戏曲,提升了小提琴艺术对于民间音乐及戏曲的表现力。而以冼星海为代表的海归派,因为在西方受到相对专业的音乐教育,对西方音乐文化及乐器演奏手法较为了解,同时也具有深厚的音乐文化内涵和基础技能,西洋音乐成为学****和借鉴的对象,而发展与世界音乐相协调的民族音乐,是这些音乐艺术家的最终目标,在明确目标的指导下,创作出了《乌兰巴托的早晨》与《阿曼盖尔达》等小提琴名曲。虽然两者在创作形式以及表演节奏等方面存在不同,但是和声和复调等传统技法的应用都在中国民间音乐素材中汲取营养,创作符合当前中国社会背景的中小型音乐作品,创作者将自身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的讴歌都融合其中,此时的小提琴艺术本土化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爱国特征。
三、小提琴艺术本土化发展的探索期
小提琴艺术本土化发展的探索期主要是指1950年至改革开放初期,此阶段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小提琴艺术的本土化发展具备根基和土壤,同时国家制定的“为工农兵与政治服务”社会文艺路线,为音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契机[3]。这一时期的音乐艺术教育已经得到初步发展,部分学校成立音乐专业、音乐系开展专业的音乐人才培养,小提琴专业人才培养也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陈钢、李自立等专业技术水平高的小提琴作曲家和演奏家成为推动我国小提琴艺术发展的主导者。在音乐创作方式上以西方音乐为创作基础,在民族音乐中挖掘素材和灵感,应用小提琴特有的演奏技巧来表现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民众的新生活,旋律和节奏能够体现出艺术创作所秉承的时代精神,《梁祝》《刀舞》《金蛇狂舞》等作品呈现在社会公众的视野,充分体现小提琴艺术在此阶段的发展,创作者将无调性、多调性等演奏技法进行综合应用,对奏鸣曲、狂想曲等组曲方式进行大胆尝试,提升了小提琴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