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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通史”之观念与 20 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思潮的演变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有一段对 20 世纪“新史学”的总体概括:‘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 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 且与时俱变。”①此中“与时俱变”一语堪称精准‘科学化”于“新史学”而言是一种持续的口号和追求,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各异。 20 世纪初期的“新史学”表现为对“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追求,进入 20 年代之后则又体现为“实证主义”。这一演变趋势于史学界关于“中国通史”的理念中体现最为明显。在 20 世纪初的史学转型中, “中国通史”的构想及写作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面向。在进化论观念的刺激之下,梁启超、章太炎都提出关于“中国通史”的宏观计划, 夏曾佑则将“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理想变为现实。但进入 20 年代之后,在胡适、傅斯年、顾领刚师弟子推动的“史学科学化”语境之下,新考据学派因时而生“反对疏通”和“不做概括式论断”成为科学史学的响亮口号。但是 30 年代之后,在时事的刺激之下,无关时代主题与民族命运的细节考证日益丧失吸引力, 通史著作竟成为一时之需, 出现了论者所谓的“中国通史写作的第一次高潮’。在学术界己往的研究中,关注通史体裁变化、内容多样性的研究颇为集中,②而从观念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通史”之写作与“新史学”演变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拟从 20 世纪初、 20 年代、30 至 40 年代三个时间段的观察,探讨中国史学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在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中的纠结, 并由此对“新史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演变有更为清晰的认知。一、“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的仲国通史》写作尝试从实际写作形态来看,中国通史发源甚早,但是若从名目上考察, “中国史”或“中国通史”的提法却毫无歧义应该是“新史学”的产物。晚清时期, 西学东渐, 国门洞开, 中国历史、学术文化及价值体系亚须被重新评价, 以便让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获得文化自信力以及前进的方向}鼓“革命”不仅仅于政治而言成为一种时髦的话语, 学术文化领域也不甘落后, 从诗歌、小说到史学界无不树立或高举“革命”大旗“史界革命”也成为一道重要的文化风景, 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在此过程中, 梁启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也予以倡导“新史学”若具体到“中国史”今日作史, 若专为一代, 非独难发明新理, 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 不必以褒贬人物、肪列事状为贵, 所重专在典志, 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 一切可以熔铸入之。”①这段话可谓是对《中国通史》编撰兴起原因的最好阐释。二、“新史学”的方法论转向与通史写作的困境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通史的观念及写作实践有非常明显的转变。有研究者将 1900 一 1915 年视为中国通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奠定期, ②而另有研究者则认为新式中国通史发韧于晚清,至 193 7 年抗战爆发前为第一次高潮。③如果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 则可以发现 20 年代是中国通史写作的一个相对低潮期。其中缘由,正在于“新史学”由重史观而转向重方法。在这一转向中, “考史而不著史”的价值取向与“欲为通史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