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音乐批评萌芽.doc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音乐批评萌芽
[摘 要]我国音乐进程的漫漫长河中,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因为社会原因群众音乐运动反响空前,在此起彼伏的音乐运动思潮浸染之下,相继出现一大批优秀音乐家,使得“音乐批评”成为其笔下“锋利的宝剑”. 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中的音乐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歌颂王侯贵族,是王侯贵族的娱乐品,这便是所谓“宫廷艺术”和贵族“沙龙”里的音乐;另一种是被僧侣拿来当做麻醉农奴、贫民的工具,麻醉精神服从统治者的安排,将其精神寄托于虚无渺茫的“天堂”,永远拥护统治者。
3. 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音乐被用于某种目的的情形更加明显,有“工厂音乐”,用以减轻工人疲劳,提高工作效率,有“监狱音乐”,用以感化犯人悔悟,还有鼓动侵略战争的音乐,例如“八一三”之后,日本无线电台广播的许多军歌。
天风用以上音乐史中的内容举例论证他的想法:“自从奴隶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换言之,即在阶级社会,音乐,和它的姊妹艺术同样,被统治阶级所占有,以供其娱乐;同时音乐家又有意或明或暗作为帮助统治阶级牢固其统治权的工具。无论在口头上说得怎样‘高尚’‘抽象’‘玄妙’‘自由’,始终是逃不出这种铁的历史事实的。” 天风还在此用苏联与中国举例:第一,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初期把音乐当作鼓励兵士、打击敌人,让劳动大众在压迫、剥削下争取解放的一种武器。天风在这里用苏联诗人马耶可夫斯基所说的话来强调音乐的作用:“如果音乐家不给予进行曲,则苏联不能使军队前进。”第二,天风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时,要动员、集中全国所有的力量到抗战上来,帮助抗战,打倒敌人,争取最后胜利。从这句话中我们明白了:音乐,以其历史来讲,从其本身的性质来讲,都说明它是一种斗争的武器。它有相当大的力量,在斗争中能起相当大的作用。
天风在这里讲到“抗战以来,歌咏团的普遍展开,便是证明。敌人不是也在利用我国各地方的歌曲,对我沦陷区的老百姓作为其麻醉宣传的工具吗?因此,我们还嫌没有把音乐这武器充分运用起来,换言之,就是直到现在,音乐还没有发挥它最高度的力量,成为最有力量打击敌人的武器”。天风在这里指出“我们不应该活在‘象牙塔’里,在一些脱离现实的世界里游离,不需要‘纯粹主观’的抒情吟唱,现实也不允许它存在。即使印了出来,也马上会被现实所抛弃的”。
天风认为根本就没有“与抗战无直接关系的纯粹主观的音乐”。他认为我们应该明白“我国抗战的主要支持者,是占人口最多数的民众。我们要用音乐这武器去动员民众,参加抗战,那么必须用民众所能懂的,所能接受的音乐才有效力”。天风指出在这个时期中国民众文化落后,西方的交响乐、乐剧在他们面前演出是没有用的。钢琴曲或提琴曲,在他们听来或许会觉得好听,但仅是好听而已,这些音乐不会对民众产生力量。但是天风并不是在否认它们的价值。恰恰相反,天风认为:“我们要加紧学****而且要努力创作,以追上西欧音乐文化水平。但是,应该认清,我们的研究,不是囫囵吞枣,而是要找出它和中国音乐的共通点,和它独有的特点;并且把这种特点,怎样消化了具体地吸收在我们抗战音乐中来,帮助抗战音乐的发展;我们的创作,不是模仿,不是抄袭,而是在采取他们的优点,来帮助我们创作自己民族的,为大众所能接受,而能增加抗战力量的音乐。”
天风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唱歌的欲求和能力,即使在文化落后的地方。而这个时候的歌曲应比较简便,只要不是哑巴,都能够唱,学****也较容易,随时随地都可以,不受经济、设备等的限制。
“乐与政通”是天风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音乐为政治服务,他主要告诉我们人们对音乐的需要和音乐给人们带来的价值意义。在当时所处的抗战救亡时期,人们就应该创作积极的可以对抗战做出贡献的歌曲。但文章的一些观点又太偏颇, 但当时的社会正需要这样的音乐。
(三)《纪念黄自先生》
李凌发表于《新音乐》的《纪念黄自先生》一文主要是在黄自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纪念他,认为黄自的逝世是中国乐坛无可弥补的损失。文章主要分三点论述黄自先生一生为音乐事业所作的贡献。
1. 救亡工作
李凌眼中的黄自先生虽不是一个大众音乐运动者,却是一个热愛祖国的有良心的音乐家,是一些“为艺术而艺术”的音乐家的仇敌。李凌在文章中指出,在新音乐运动形式成为群众运动的初期,电影音乐勃兴,黄自先生认为音乐要为普罗大众创作。他在电影音乐问题上曾说过:“有些较有地位的音乐家因鉴于电影音乐太糟了,不肯为电影作曲或演奏。”李凌举例黄自先生的创作《热血》《赠前敌将士》等都是为了广大的对象而写的。黄自先生为了领导音专学生做救亡工作,愿与学校对立起来,甚至辞职,不仅是从创作上实践了民族解放工作,而且还进一步体验了革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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