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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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修订版
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
讲到家族礼法、祠堂、祭礼，有同样的认识，他说：“夫礼缘义起，制随时变，立后之意，古今殊绝，古者惟大宗立后，今则无人而不立后”。既然古代宗法已经废除，不可恢复，人们何必还要附会古代的说教 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72《为人后者为所生服议上》，光绪23年武进盛氏思补楼刊版；下引《皇朝经世文续编》均盛康辑本，不再注明。
！瞿家鏊也是看到制度的变化对宗法的重大影响，故云：
“自井田坏而比闾族党之制堕”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7《复小宗论》。
。从清代初年到后期，人们认识到古代宗法制失去了与以相依为命的分封建国制度，已无存在的社会条件，必须对它加以改造，而不能墨守其成规，这是古今异宜，宗法必变的第一个内涵。
其二，大宗法的宗子制不可能恢复。古代宗法中的大宗制具有二重含义，即大小宗相对应的大宗，周天子为宗子，并垄断这个位置，统治小宗，即所谓“以兄统弟”，这是“大宗”的主要含义；在诸侯卿大夫的小宗内部，又区分出大宗和小宗，于是乎小宗制下的大宗支配其小宗，这是“大宗”的次要意思。后世大宗制度废除，所谓大宗，不过是小宗制里的大宗，失去了原来天子为宗子的内含。因此乾隆时的袁枚直截了当地说：“今无封建，所谓大宗者，皆小宗也” 袁枚：《小仓山房全集》卷17《与清河宋观察论继嗣正名书》，乾隆三十四年。
。所以清人在讲究大小宗法时，与古代天子的大宗法没有联系，仅是就小宗法中的大小宗法而言。清初屈大均清楚地看到大宗制不能建立，故云：“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要想团结族人，只有建设祠堂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7，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册第464页。
。同时期的许三礼也说：“封建废，则宗法格而不行
” 《清经世文编》卷58《补定大宗议》，第1474页。
。即大宗制行不通。汪琬则讲述了大宗法不可能恢复的社会原因：“非宗法之难复也，制度之变，风俗之浇为之也”。为此他谈了三方面的内容，尤其说明制度的变异，是分封不行，大宗失去统率族人的能力。“古者大夫三庙，又有采（邑）以处其子孙，今之大宗降为编氓者多矣，无庙也，无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贵且显者以岁时旅荐于寝乎，此不可行者一矣”。再说如今财产为私家所有，已不同于宗法制之时，“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这样的制度性变化，不复古制，大宗法自然行不通。 《清经世文编》卷58《汪氏族谱序》，第1473页。
理学家李光地比汪琬分析得更深刻和有条理，他认为有三个难处令宗法制不可行，第一是古代实行世官仕禄制度，宗子是用官禄祭祖，而现时无世官世禄，长房长子则不能充作宗子去做无世禄的祭祀；第二是古代宗子是朝廷所立，他们熟悉礼法，今若平民百姓做宗子，不懂得祭礼，而充祭祀的主持人则会闹出笑话；第三是古代宗子必为族人所敬重，管理族内和族人的事务，现在平民宗子为人轻视，根本没有管理族人的权威，由他们来主管祭祀，祖先也不能接受 李光地：《榕村全书》卷21《家庙祭享礼略》，道光九年版。
。雍乾时期官员学者李绂在《宗子主祭议》文中，针对后世某些人以长子为宗子的观念与做法提出异议，并认为不可行，他说：“后世乃欲自始祖而下，并以长子之子孙为宗子，毋乃误甚。长子之子孙，其世世之长子，不惟不能皆贵，亦不能皆贤，于是有降在隶庶者，甚或辱身贱行，饥寒不能自存者，安得奉为宗子，以主祭而统族人
” 李绂：《穆堂初稿》卷24，乾隆五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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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要变革，必须批评泥古观念。世道变异，宗法行不通，可是人们常常拘泥于古法和先前观念，不敢改制，主张变异的人就批评食古不化的观念，以便扫除思想障碍。前述吴伟业的变革宗子制度意见，就要求人们不要泥古，只是要依据它的精神实行变革：“古礼之在今日，不当泥其法，而当行其意，亦在善行者变通之而已”民国《宜兴任氏家谱》卷二之四吴伟业《任氏宗祠记》。
。与他同时的王应奎也批评拘泥论调，“今人拘五庙、三庙、二庙、一庙之说，谓士庶人止应祭一代，而不知非也”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3《庶人祭高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4页。
。道光时期的成毅批评小宗祭四世、亲尽则祧的观点，又进一步说：“大抵言礼之家，每多泥古而不深求古人议礼之意，与夫后世时势之所不可行者，不敢变而通之，无惑礼教之愈微也”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7《宗法议》。
。他将泥古理解为不懂得古人立论的精神，是并不知晓古礼，言简意赅，说得相当透彻。同光之际，因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不给同治帝立嗣及其升祔典制问题，朝中发生了礼制的讨论，其中方宗诚主张礼以义起，反对泥古，他说：“后世庙制，既不同三代，则祧礼自不必泥古”。周朝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