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2)刑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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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2)刑法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分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2
论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2)刑法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分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由于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害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进展水公平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非常严峻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惩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打算》，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特地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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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掌握与防范金融诈骗明显是稚嫩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状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削减，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躲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藏的手法连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
至此，我们好像可以这么说，刑罚制裁对于金融诈骗犯罪仅仅只是一剂治标的药方，并且该药方并不是总是那么有效。
那么，刑罚是否使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掌握与防范的唯一手段呢？答案明显是否定的。
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抱负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进展，从而形成一种抱负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抱负秩序并不排解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