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青少年结伙抢劫出租车司机类案件的剖析报告-兼谈盗抢机动车类案件的侦防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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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青少年结伙抢劫出租车司机类案件的剖析报告-兼谈盗抢机动车类案件的侦防对策
2021年11月以来，金城兰州突然冒出一个特地抢劫出租车司机的犯罪集团，他们行踪不定，频频作案，作案时穷凶极恶，贪欲之极。一时间兰州出租车司机谈虎色案，作案时也没有明确的策划和分工，有时是三四个人结伙租车然后抢劫司机，最多的一次竟然八个人合伙抢劫了一个面的司机，抢劫所得财物多由钟鸣鼎负责分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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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暴力程度。吕建龙集团成员自以为“不拿刀是要钱拿刀是抢钱”，他们认为假如伤及人命会引起警方的特殊关注，不利于连续作案，因此一般都不使用凶器，有时甚至不携带凶器，也不造成受害人人身损害，一但财物到手就马上停止施暴，快速离开现场，受害人除了随身财物再无损失；钟鸣鼎团伙则更加肆无忌惮，每次都是持械行抢，被害人稍有不从就大打出手，甚至动用刀、铁棍、螺丝刀等凶器，已知有3名司机被他们捅伤，作案后他们不急于逃跑，有一次甚至当着被害人的面大摇大摆地走回四周一栋楼房，而且还在窗口观看被害人如何处理“后事”，被害人看在眼里却是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离开了现场，甚至没有报案。
六、躲避打击意识。吕建龙集团犯罪阅历丰富，反侦查力量和躲避打击意识强，平日集团成员分居多处，通过手机、BP机等先进的通讯工具单线联系，日常生活非常朴实，为人处事保持低调，以免引起他人留意，利用治安管理中的死角、漏洞，伺机作案、销赃，所选择的作案地点多为偏僻而无警察巡逻地段，且不频繁在同一地、同一时段作案，作案后快速匿踪，除非必要，一般不使用自己作案所获赃物；钟鸣鼎团伙则相对比较嚣张，团伙成员都有固定住宅，行事张扬，追求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高消费享受，作案不选择时机场合，行抢时胆大妄为不计后果，作案后不急于藏踪匿迹、隐瞒身份，团伙成员崔云军（15岁）、杨国才（16岁）是兰州31中初三一班同学，抓获时还在上课，根本没有逃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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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吕建龙集团和钟鸣鼎团伙是如何产生和进展起来的呢？我认为是由于以下几个缘由：
成为被社会忽视的“边缘群体”是他们走向犯罪道路的社会缘由。吕建龙集团和钟鸣鼎团伙成员均为无业人员，年龄在15～25岁间，其中农夫占绝大多数，他们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最重要的形成和进展阶段，可塑性强，但他们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社会福利保障，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除了双手几乎一无全部，法制观念淡薄，道德观念扭曲，成为缺乏社会必要关注的“边缘群体”，必需的文化学问和法制教育对他们来讲是一件浪费的事，为了生存和获得社会的认同、接纳和敬重，他们往往会由于臭味相投而勾结在一起铤而走险。
漏洞频频的社会环境是滋生犯罪的温床。兰州市的地下二手通讯器材市场长期吸纳盗抢手机、小灵通、BP机等赃物已是公开的隐秘，有关部门对这一“黑市”的打击成效却始终难以长久。吕建龙集团和钟鸣鼎团伙成员抢劫所获的手机等通讯工具除了自用部格外全部在这个“黑市”里顺当脱手，销赃渠道的畅通便利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吕建龙集团和钟鸣鼎团伙的大多数成员长期租住出租屋，钟鸣鼎团伙成员大多有反常的经济表现，而有关部门和个人却缺乏必要的警惕性，以致养痈成患。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确存在漏洞，并已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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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破案的措施手段相对滞后使犯罪分子有了喘息之机。在吕建龙集团案发之初，公安机关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组织侦破，却收效甚微，缘由之一就是通过摸排、走访、调查获得的线索数量和质量和公安机关投入的精力不成正比，在增加刑侦破案工作的科技含量、加强刑侦工作“三大支柱”建设方面重视不够，犯罪信息情报渠道不畅。后来通过通讯监控技术和犯罪情报资料库的检索，这才调整了侦查方向，串并了一大批案件，划定了嫌疑人范围，进而将7名集团成员一网打尽。
受害人放弃和警方合作实际上是姑息养奸。钟鸣鼎团伙成员有一次作案后大摇大摆地进了离现场不远的一栋楼房，并且公然趴在窗户上观看受害人，此时受害人假如准时报警的话，这一团伙可能会更早覆灭。还有更多的受害人抱着“明哲保身”、“破财消灾”的想法，可怕打击报复，因此忍气吞声，也没有准时报案，甚至在破案后也不敢举报，致使吕建龙集团成员交代的数十起案件无法落实。实际上犯罪分子也是利用了受害人这种心理上的弱点大肆作案，结果形成了越不报案越是被抢的恶性循环，客观上助长了这类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
出租车全行业缺乏平安防范意识。吕建龙集团和钟鸣鼎团伙抢劫出租车连连得手，这也和出租车全行业缺乏平安意识有相当亲密的关系。包括出租车运营企业和司机在内，大多只算经济帐，不算平安帐，缺乏主动建设和加入防盗抢综合防范系统、加强与警方合作的意识，目前兰州市数千辆出租车大多只实行了较为简洁的防盗抢护栏、警报器等平安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