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与古史新证.doc

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先秦史收获颇丰——
青铜器铭文与古史新证
王国维先生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文献互证，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不二法门。新中国成立以“丧六师于汉”及“没于水中而崩”之耻，隐恶扬善，不愧为史家手笔。
二
大禹治水传说，记录的是中国上古史中的一件伟大事件，《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也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是受天（上帝）的命令去平抑洪水、整理大地的，见《尚书·洪范》箕子之言：“我闻在昔鲧陻（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禹的事迹，从《诗》《书》《山海经》及《史记》等都有记载，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讨论中，禹究竟是天神还是人王，大禹治水传说是否可信，甚至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否存在，都成学者怀疑和辨析的事。
青铜器铭文中有关禹的记载，旧见于两件春秋时期青铜器，秦公簋记“鼏宅禹责（迹）”，齐侯镈记“处禹之堵”，仅此而已。2002年春，保利博物馆从香港征集回归一件西周青铜器—（图2）公盨，铭文长达98字，开篇就说：“天令禹尃（敷）土、隓（堕）山、叡（浚）川。”铭文大意是说上天命令禹用敷土、削平一些山岗的方法来堙填堵塞洪水，同时结合疏导河流的手段，治理水患。根据器形特征，（图2）公盨的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期后段，其铭文所记，可以和***文献对读，证明《尚书
·禹贡》《洪范》篇及《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大禹治水事迹之可信，其绝非出于战国时期人的臆造。同时对有关***文献的成书年代，也提供了新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图2）公盨铭文在叙述大禹治水事迹后，又谓：“廼（乃）奏（畴）方、埶（设）征（正），降民，监德；廼（乃）自作配，乡（向）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图3）（羞）在天下。”最后以“（图2）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无）诲（悔）。’”结束。铭文大意是天为民立法立王，导民以德，禹是君王的典范；治民者应该有德于民，为民父母；因为天以德为贵，所以民喜好明德，则天下和顺。其与《大戴礼记·五帝德》谓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尚书·洪范》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郭店楚简《尊德义》谓：“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尚书·吕刑》谓：“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以及《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谓：“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皆可对读和互证。（图2）公盨铭文全篇突出强调的是以“德”为中心的观念，这是西周伦理思想的骨干，也是历来被人们视作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根基，在今天仍不失为积极意义。
三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为浙江省衢州龙游县的徐偃王庙撰写碑文，指出衢州的居民多姓徐氏，为徐偃王之后。文中提到：“衢州，故会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邱有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衢州徐偃王庙碑》，载《韩昌黎全集》，世界书局，1935年）指出徐偃王被灭国后或是逃到浙江的“越城”即绍兴。按韩愈所说徐偃王本人逃到浙江，其可能性不大，但谓徐被灭国后部分族人进入浙江之说或可成立。由于韩愈的“或曰”未注明出处，史籍也从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