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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
摘要：由于保险人的特别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便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殊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法律虽有以解除保险合同？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缘由之一是国家有关消防、平安、生产操作、劳动爱护方面的规定特别之多，假如这些规定没有订入合同，被保险人很可能难以了解这些规定，让合同当事人履行他所不知的义务，于理不通；缘由之二是这些规定既有实质性的规定，也有程序性的规定，对某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根本不行能导致危急发生，不区分状况，就给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是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
三、有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在此要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三：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意制造保险事故，但并没有欺诈保险金目的，此时保险人能否解除合同呢？答案应当是确定的，在保险立法中除了要充分考虑到如何规制与防范道德危急外，还必需考虑到该条款适用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假如行为人能从一个非法行为里获得法律承认的利益，这是不行想象的。所以，只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不论其主观上是否为骗取保险金，保险人都可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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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是否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为必要？笔者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意欲人为地促成保险赔偿责任的发生，严峻背离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其责任的担当取决于偶然大事的要求。有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使得合同失去了履行的基础，故不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人均可解除合同。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中的一部分人有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对其他享有受益权的人是否公正？在此以一人身保险合同
为例，但其理同样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如某女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栏填配偶、父母。合同签订后不久，该女被其夫杀死。在此案中，假如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徐某父母的受益权也就被无端剥夺，这无疑是极不合理的。依笔者之见，当受益人有意制造保险事故时，让其丢失受益权远比给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更为合理。

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等谎称发生保险事故，主观恶意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价平衡原则并未遭到破坏，不应给予保险人解除权。”[ ]笔者认为，对价平衡原则只是某些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依据，但非全部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依据。而最大诚信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确立法定解除缘由的最根本依据。由于“保险业从根本上讲就是以诚信为本的行业，诚信是保险业的基石。背离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谎称发生保险事故的行为虽未破坏对价平衡原则，但严峻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此时给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妥当的。和有意制造保险事故一样，对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也应作肯定的限制，即当受益人为此行为时，法律不能给予保险人解除权，而应规定受益人丢失受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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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违反危急增加的通知义务

危急程度的大小，是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保险费率是依据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状态确定的，若在合同成立后危急增加就使“保险合同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或动摇，原合同下的权利享有和义务的负担失去了平衡，连续按原合同的商定维持合同效力，将产生显失公正的后果”[ ]。因此，当消失了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双方所无法预见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急因素及危急程度的增加状况时，投保人应将此事实准时告知保险人，使之能实行相应的措施补救。危急增加的通知义务实际上是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而适用的，增加的危急应具备重要性、持续性和不行预见性的特点，假如增加的危急在合同订立时已为保险人预见或估量在内，那么增加的危急就在原合同风险范畴之内，无需通知。

对于投保人违反危急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如未履行“危急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时，假如损失系由属于“危急增加”范围内的危急因素所引起，保险人对之不担当赔偿责任。假如损失系由上述范围之外的危急因素所引起，保险人仍需担当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履行了“危急增加”的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人增加保险费，使保险合同连续有效；也可以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关系。该条立法的缺陷在于“对保险人利益爱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