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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区块链与区块链司法
一、问题的提出
区块链作为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理念;不仅给技术革新带来新思维，更给法律带来了挑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于2021年8月1日起施会同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50余个单位，共建“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自2019年3月30日上线以来，在线存证数据超过545万条。区块链存证的制度价值已经充分彰显。相比于传统司法诉讼，电子证据应用存在着对国家公证依赖性高、审查形式性较强、采信率普遍较低等问题。区块链存证机制为破解传统电子证据应用难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司法区块链的技术优势表现为：第一，以“技术自证”修正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偏差;第二，以“来源追溯”补强电子证据的关联性支撑;第三，以“规则前置”优化电子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从司法区块链长期应用远景来看，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自我鉴真、信任建立体系与证据法的价值追求天然契合。隨着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国家数据主权双重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互联网数据围墙按“量”论价，记录型电子证据将部分取代数据自由流通下的交换型电子证据，从而形成新型电子证据与网络社会的新样态。通过拆分拥有技术证明特征的记录型电子证据需要形成基于传统证明逻辑的“状态证明”与基于数字空间逻辑的“存续证明”理论，搭建新式“保留客观事实型”证明理论，打破传统的对电子证据一刀切的现状，是我国在数据科学时代占领网络信息制度建设制高点的重要机遇，也是实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工程[3]。司法区块链技术视域下的验证与质证正需要建立一套具体可行的理论体系与操作规范，改变传统的以国家权威单一信用背书面临的电子数据解释力不足的困境。将技术治理纳入法治轨道，融于司法环节，以区块链自我鉴真的功能部分取代法官对电子证据完全的自由心证，并改变司法实践将电子证据转换为书证（即鉴定文书）的现状。应当指出的是，任何证据都存在被伪造或变造的可能，而法律审查的关键在于其伪造或变造后被发现的难易程度以及事实裁判者对其所形成的内心确信程度。我们只能谋求在特定时空、特定诉讼程序中所形成的当下判断，而并非要求作出永恒正确的真实性判断。对司法区块链下的验证、质证模式应当及时制定司法规则给予保障，如构建更具可操作性的司法推定规则、更符合诉讼效益的证明力判断规则和更契合技术内涵的补强佐证规则等。
司法区块链目前得以广泛应用的技术依然停留在“可信时间戳”可信时间戳是由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根据国际时间戳标准《RFC3161》签发的，能证明数据电文（各种电子文件和电子数据）在一个时间点是已经存在的、完整的、可验证的，具备法律效力的电子凭证，其服务的本质是将用户的电子数据的Hash值和权威时间源绑定。保全网、存证云、天平链是典型的第三方电子数据存储平台，运用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技术，基于密码学的区块链技术原理，通过《密码法》所指向的技术标准和认证机构资质获得法律意义的转换，结合散列函数与哈希算法确保进入区块链系统内的电子数据满足真实性的法律需求。可信时间戳技术早在2008年深圳的“利龙湖”案就被法院以“电子数据”证据形式加以采信。层面。共识机制下，司法区块链的分布式结构与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理念亦有着实现的障碍。区块链的节点越多，分布的范围越广，就越带来了管理上的复杂性。为此，有必要通过分级节点的设置保障公信机构主导共识，公众以组织机构形式参与数据验证从而保障“参与式”司法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区块链“参与式”司法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实践价值
（一）区块链“参与式”司法的理论基础
“参与式”司法，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司法部门权威认定的全新的司法模式（见图1）。
其理论来源于数字时代信息去中心化、扁平化的发展需求，以及司法数据破除信息孤岛，建立数据关联，形成大数据联盟的时代追求关于此方面的知识，网络法以及“十四五”规划中建设“数字中国”有所提及。。 应该说，随着数字时代对数据与数据之间链接的加深，从中心式司法走向“参与式”司法，具有历史演进上的必然性。
“参与式”司法意味着司法活动由单纯的“领导者”走向“引导者”的角色转变，以“裁判员”的角色激发社会对司法证明活动的原始动力。“参与式”司法的提出有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区块链技术证明与司法程序证明的矛盾在于“去中心化的分布式交互验证”与“相对中心化的司法单向验证”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去中心化下技术算法自发证明与法律预设的程序证明互动失衡”与“中心化下司法权垄断证据的采纳与认定权”之间的冲突。将区块链多方节点参与技术运用于司法领域产生参与司法区块链。司法区块链综合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诉讼目标的司法信息数据库，具有司法信息数据存储、多中心的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加密存取多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