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元诗分期标准及有关问题——兼答门岿先生.doc

1 再论元诗分期标准及有关问题——兼答门岿先生【内容提要】元诗的发展呈现着前衰后兴微妙的变化, 而科举的废兴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在元代, 传统诗歌和以杂剧为主体的戏曲存在着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势头。“学宋”、“尊唐”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前后期诗歌创作的不同倾向。门岿论文所谓元诗说不上前兴后衰或前衰后兴, 发展是处于一种平缓态势的观点是错误的。【关键词】元代诗歌/ 科举/ 元代戏曲/ 学宋门岿先生大作《关于元代诗歌的若干问题——兼与徐子方先生商榷》(载《淮阴师院学报》 1999 年第 4期), 对载于该刊今年第 2 期的拙文《元诗的分期及其评价问题》进行了评析, 读后深受启发, 有些问题也产生了新的认识。有些问题则还存在着不同看法,愿提出来再度讨论。 2 一、诗歌盛衰、科举兴废——把握元诗分期问题的钥匙分期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如何认识元代诗歌变化与否的问题。如果没有变化,或变化甚微,即不存在分期的前提。拙文明确指出元代诗歌以元仁宗延祐年间为界限分前后两期, 前期衰微, 后期渐有起色。对此, 门先生不同意, 认为“元代诗文前后期除了在风格上略有差异, 说不上前兴后衰或前衰后兴, 前后期的诗文作家、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思想与艺术价值也难说有多少高低之分。总体来说元代诗歌的发展是处于一种平缓的态势。”依此看来, 元诗的分期不存在前提和基础, 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显而易见, 门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元诗到底有无前后期盛衰变化,如果只是我们两人的评判争论, 还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关键在于前人早已有了近乎定论的评说, 只是没有深入展开系统论述而已。元人欧阳玄即曾明确指出:“我元延祐以来, 弥文日盛, 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 一去金宋季世之弊, 而趋于雅正。”(《圭斋文集· 赠舜美诗序》)显然问题已经说得相当清楚了。如果说这还容易被讥为“当事者迷”的话,我们再看后人的结论。清人顾嗣立亦曾明确指出: “有元之诗,每变递进,迨至正之末,而奇材益出焉。”(《元诗选· 凡例》)这里明确在说元诗呈现的是由衰转盛的发展变化趋势,而真正大盛( “奇材益出”)是在元顺帝至正年间, 毫无疑问是在后期了。顾嗣立是一代文 3 献《元诗选》的编者,人们公认的元诗行家,他的结论恐怕既不能说是当事者迷, 也不能说是缺乏深入研究的信口开河吧! 不仅如此, 在这方面素有研究的现当代学者有许多亦得出了相同或相近的结论。郑振铎论元诗, 颇推重后期作家, 号为“四大家”之首的虞集, 认为“虞集出而诗坛的声色为之一振”,“盖继元遗山而为文坛祭酒者,诚非集莫能当之。”在同一本书中, 他又认为“元末诸诗家, 其成就似尤在虞、杨、范、揭四家之上。”[1] (第 50 章)可见在其心目中元诗前兴后衰的趋势。而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其中谈到元代诗歌发展的概况和特点时则进一步认为:“严格说来, 元代诗歌散文发展到出现自己特色的情况,不是延祐,而要更晚一些。”[2]( )“出现自己特色”无疑是一代文学由衰转盛的重要标志, 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志。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将谈到。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谈到元代文学时特别指出: “元后期诗歌在艺术上是获得了特出成就的, 过去的文学史对此重视不够。”[3] 邓绍基在其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中不仅明确了元仁宗延祐年间作为前后期之分期界限,肯定了元诗“后期的成就超过了前期”的事实,而且从三个方面列举了理由:“第一, 出现了更多的名作家, 除了‘四大家’以外, 还有杨维祯、萨都刺和张翥等; 第二, 在诗歌体貌上有‘新变’,如‘古乐府’、‘竹枝词’等;第三,诗 4 歌风格更趋多样, 打破了宋人诗词在题材情调上判然有别的格局, 出现了不少爱情诗和艳体诗。”[4] (第 17章) 应当说, 从文学史体例上看, 邓先生讲的简明扼要, 恰到好处。就前面列举的这些古今成说和公认成就而言, 已经能够证明拙文对元诗发展趋势的描述并非站不住脚。同样也可证明门岿先生的所谓“平缓发展论”是不符合实际的。论定元代诗歌之发展趋势是前兴后衰,剩下的问题必然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元诗在延祐年间发生前兴后衰发展变化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了解这期间元王朝发生的足可导致这种转变产生的社会性巨大变革。正是基于此, 拙文着重论述了元仁宗延祐二年重开科举对传统诗歌的积极影响作用, 并把这一年作为元诗前后期划分的具体界限。应当承认,文学史的宏观分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 其盛衰演变和风格转化无论如何都难做到整齐划一, 恰到好处。只能就大致趋向而言, 否则所谓分期便永远难作了。我们说延祐二年( 1315 ) 重开科举可以作为元诗分期的界限, 这其中当然也有着具体的直接的考虑,比如说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