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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的中国道路与实践
同志们好!今天我讲课的主题是:依法治国的中国道路与实践。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全国上下高度关注。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关乎每一个人的权益。因此,民法总则的通过,说明中国步入了真正的民法典时代,更说明法律、法治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法治与社会、法治与生活成为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新形态”,或者是另一种“新常态”。
一、法治及其意义
(一)法治
“法治”中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诸子文献中,比如《商君书·任法》中说“任法而国治”,《韩非子·心度》中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
从现代意义上理解,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法治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要求确认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性,把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基本方式。
(二)现代法治与礼治、德治、人治的不同之处
我国历史上与法治相对应的治国方式有礼治、德治、人治等。现代法治与礼治、德治、人治则有重大不同。
第一,中国自古代到清末不同时期倡导的礼治、德治、人治都是从强化君主统治秩序的角度探讨治国之术的,都是为专制制度服务的;而现代法治则与民主制度相联系,是为有效地约束国家权力并确保相应的民主制度服务的。
第二,中国自古代到清末不同时期倡导的礼治、德治、人治,都注重民众对君主、尊上的服从义务,上尊下卑的社会秩序使社会主体之间没有平等的人格尊严与平等的社会地位。现代法治注重的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全体公民的人格尊严平等,它从形式上破除了等级特权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
第三,中国自古代到清末的不同时期,法律没有优于其他社会规范的至上权威性。现代法治则通过代议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等制度有力地保障了法律的至上性和权威性。
所以,现代意义的法治和中国自古到清末时期所倡导的礼治、德治、人治有跟着根本的不同。
(三)法治再次成为中国社会选择的意义
第一,认识论意义。从认识论的意义来看,法治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没有任何经验,最多就是比较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的国家管理经验,而在国家层面则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无产阶级专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第一次对中国发展方向、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认识论上的大讨论,最后形成一致的共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认识论上的第一次飞跃,奠定了中国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而法治和依法治国的提出,是对现代化中国进一步采取的治理国家的手段、方法有了清醒的认识。现代化国家的治理手段必须采取法治,这是我们在国家发展认识论上的第二次飞跃。
第二,价值论方面的意义。采取法治最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在礼治、德治、人治的统治下,一般民众不是独立的个体,人被紧紧束缚于土地、家庭之上,服从于家庭、家族、尊上的意志,人格不独立,而体现人独立主体地位的民法也不发达。过去的法的表现形式是以刑为主的诸法合体,没有独立的民法,也就没有独立人格制度的法律。而我们强调的法治和依法治国,一切都以个体的人为中心,民众个体在法律面前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人格尊严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法治的中心是保障人的权利,法治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从价值论的意义来看,法治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实践论意义。从国家能力的变化实践来看,只有采取法治的手段,才符合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
在国家能力发展变化方面,过去,国家多以领土扩张和民族统合为目标,专治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国家的强弱;而当今的国家多以经济增长或社会发展为施政目标,在追求这类目标的实践中,国家以专制能力操控政策的社会成本过高。因此,在评判现代国家能力的强弱时,标准不再是国家专制能力对社会的宰制效果,而是国家运用基础能力所能取得的社会配合的程度。国家的基础能力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渗透能力,即国家政策在运作时政策意志与效果向民间社会穿透与传递的能力;第二种是汲取能力,即国家从社会汲取所需资源的能力;第三种是协商能力,即国家与重要经济团体协调合作的能力。
可以说,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合作,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强制和***。强国家运用国家能力,在市民社会中发展出制度化的互动管道,有效引导社会运作,规范社会团体行为,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发展朝着国家政策规划的目标前进。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已经具有很强的竞争性,但与英、美等国的“市场—理性”类型相比,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即“计划—理性”表现得较为突出。在政府的主导下,社会资源大都集中投入在经济建设方面,国家在扶持高科技产业、战略性产业和幼稚产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机器的运转能够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