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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五次“稳增长”的基本经验和启示
对当前经济下行成因的讨论
%,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平稳、波动最小的时期。2010年以来,我国再次遇到经济下行压力,%%%。当前这次经济下行,既有同前五次下行共同的特征,也有重大的区别。
上世纪末,通过扩张市场机制、扩张政府支出这“双扩张”,缓解和转移了内需不足的矛盾,这是建立在当时外需和基础设施建设远未饱和,市场、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尚未收紧,市场和政府支出都有充足扩张空间的基础上的。经过十多年高速发展,这些红利已经比较充分地释放,而原来通过扩张性政策缓解的矛盾又重新凸显,成为这次经济下行的原因,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方面是市场和要素约束的收紧。这是客观的外部因素,无论什么体制机制,只要经济持续发展下去,总会遇到市场和要素约束的收紧。具体包括:(1)由全球金融危机和初级产品需求饱和带来的出口需求下降。(2)房地产和部分基础设施的存量饱和,需求增速下降或绝对下降。上述两个因素导致20世纪90年代的内需过剩转变为三大需求同时收紧。(3)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峰值已经过去,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结束。(
4)技术引进和模仿的空间缩小。由于这些状况的出现,即使体制机制不变,经济增速也将自然下降。
另一方面是体制机制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上次改革中形成的部分体制机制,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减弱,甚至从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转变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第一,地方政府之间竞争性推动投资,已经从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变成导致产能过剩的因素。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目标,竞争性地为投资者创造优惠政策和条件,争夺投资,促进本地经济增长。许多学者将其解释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度增长的原因,其历史作用应当予以肯定。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直接推动投资的行为模式延续并固化,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从供给面看,加快并加剧了企业非理性竞争带来的产能过剩。二是从需求面看,政府支持企业投资时,在劳资矛盾中偏重资方,导致大量工人实际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达不到法定要求,这扩大了劳资收入差距,压抑了内需,也阻碍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三是从资源环境看,不少地方以牺牲资源环境招商引资,加剧了环境和生态破坏,加快了资源约束。这些已经成为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
第二,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已经从提高竞争力的因素变成阻碍竞争力提高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一支来源广、素质高、成本低的年轻劳动力(1980年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和基础教育普及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遥遥领先),支撑了长期经济增长。但近年来农民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大量企业通过压低农民工工资、规避关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
法律法规,提高利润空间。这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也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影响劳动者收入提高,抑制内需。从2000年到2008年,%%,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据2014年农民工监测报告,超时劳动、不签劳动合同的状况仍然普遍,%,%。据估算,,占当年GDP的4%,严重压抑了内需,也导致就业不足和超时劳动并存。二是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给了企业“利润幻觉”,误认为本来已经不能盈利的行业还能盈利,从而继续进行投资,引起产能过剩。过分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也减弱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和动力,加剧产能过剩。
第三,部分产业结构分散和碎片化,已经从激发活力的因素变成阻碍协作和创新的因素。企业之间竞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趋势来看,骨干龙头企业的引领、企业的横向和纵向协作、生产型公共物品的提供,对于现代工业发展的作用日益重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企业规模过大、市场发育不足、竞争不充分,企业改革的总体趋势是放权让利、鼓励拆分和竞争,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目前部分行业产业结构分散和碎片化,也阻碍了协作和创新。如过剩的电解铝、钢铁等行业,都是下放和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之间在海外采购、出口方面不能有效协作,搞
“窝里斗”,损害整个行业利益;在质量标准方面不能有效协作,导致缺乏统一标准,影响在一些新领域扩大应用;在科技创新方面不能有效协作,产学研环节协作不足,导致基础科研、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不足,大量企业和科研院所把主要精力放在短平快的项目上。
第四,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过度商业化,已经从拉动内需的因素变成阻碍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