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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人的骄傲张景中
风华正茂
张景中院士1936年出生在河南省汝南县的一个教师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54年,他从汝南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9年毕业。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和在数学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被学友们誉为北大“十大才子”之一
那一年,北大数学力学系一年级新生220多人,从全国各地汇集于北大。9个小班,我在5班。    50年代北大很重视基础课程。程民德教授讲微积分,江泽涵教授讲解析几何,周培源教授讲过普通物理,美国归来的力学家王仁教授讲理论力学。课程分量不重,学生有充分时间阅读、思考和讨论
大一时,在解析几何教科书上看到函数方程 f(x+y)=f(x)+f(y) 的连续解只有 f(x)=c x。想到一个确定它全部解的方法,写成论文,居然顺利地在《数学进展》刊出。没有高兴多久,编辑部来信了,说读者来函问:关于这结果,前人有哪些工作?并指出:研究者在发表自己的成果之前,应当了解别人已经做出了什么,才是负责的态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伤心地发现:早在1920年,德国的哈默尔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只好复信致歉。后来邵品琮告诉我,这“读者”竟是华罗庚先生。他是《数学进展》的主编,但刊物他在出版后才看到。让编辑部给作者写信,用意是促使作者明白科学研究的入门规矩。邵是华公的弟子,对此事知之甚详。
苦难与成长
许多人说,从1957年,中国进入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    对我也是如此。命运突变。1958年2月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告别了未名湖。    40年后,出版了一本由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文集《原上草》,主要内容是1957年北大学生中的“右派”言论。现在回头看看,大多不过是常识的见解而已。    在半步桥收容所经过半月“学****被火车运到天津附近的茶淀站,分配到清河农场劳动。这里属于北京市公安系统劳改机构。1958年新建了几个劳动教养分场。我先到于家岭西村,后来又到了584分场、化肥厂、于家岭东村等地劳动。    大跃进年代,劳教农场里劳动之紧张沉重不难想见。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我随身有几本书,其中《数论基础》是最常翻看的。里面有许多好****题,忙里偷闲记个在心里,上下工的路上或开会时就够想一阵子了。有时在路上不想题,边走边下盲棋,对锻炼记忆力很有好处,也有助于形成不用纸笔想问题的****惯。    
1966年8月集体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西域十三年    从北京来的几个农场集中起来的队伍,组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的一个工程支队。任务是修一条从库尔勒到若羌的公路,全长400公里。每天挖土、抬土、浇灌水泥,制砖,建桥铺路。    真正没有可能看数学了。劳动之外,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开会和读“红宝书”。因为是“五类分子”,星期天还要加班劳动,打扫厕所、砍柴。    但思想总是自由的。开会学****的时候,可以想自己的爱想的一切。    林彪垮台前不久,摘了我的右派帽子。虽然仍是“摘帽右派”,毕竟和没摘帽的有不同,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有了更多做数学的时间和自由。我找到了杨路的下落,中止六年的学术通讯恢复了。这时他已被调到四川大邑的新源煤矿劳动,解除了教养但未摘帽,仍是被公安部门监管的就业人员。信件由杨路的妻子张锡铮传递。大多是讨论几何算法的,是80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的基本内容。    在坎坷的命运之路上,常常得到好人的帮助。在这些人中,不能不说到郭秀华。    郭秀华是中学同学。这时恰好在21团组织部工作。翻阅人员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阔别多年的老同学的材料。在一个星期天,他毅然打破了“革命干部”和“就业人员”的界限,到基建连去找我。    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极左的气氛。郭秀华抓住这略有宽松的大气候提供的时机,借助自己在组织部工作的有利地位,促成团里作出决定:调我到团场的子女中学当代课教师。尽管学校领导提出异议,抵制摘帽右派来到这培养接班人的地方,使此事拖了一年,最后还是实现了。1974年4月,我走上21团子女中学初二年级讲台讲平面几何。    这是16年来梦寐以求的命运转折点。    在教学中,痛感传统的几何解题方法过于依赖技巧,难于为学生掌握,开始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很快发现,用面积关系解几何题目非常有效,并且容易掌握。我对这种技巧作了深入的研究,把它从特殊技巧初步发展成一般方法。向学校领导提出了教材改革的建议。当然,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采纳。    面积法引出了教育数学的研究,并导致18年后几何定理可读证明自动生成新方法的出现。    但当时这却帮不了忙。由于主张加强基础知识教学,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结果被清出学校,回基建连劳动。在挖河的工地上,传来了揪出四人帮的消息。一起劳动的一位记者老李悄悄告诉我:中国的命运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