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无出路之际摸索到文学，全力试探求进展.docx

该【北京：无出路之际摸索到文学，全力试探求进展 】是由【科技星球】上传分享，文档一共【26】页，该文档可以免费在线阅读，需要了解更多关于【北京：无出路之际摸索到文学，全力试探求进展 】的内容，可以使用淘豆网的站内搜索功能，选择自己适合的文档，以下文字是截取该文章内的部分文字，如需要获得完整电子版，请下载此文档到您的设备，方便您编辑和打印。北京
无出路之际摸索到文学,全力试探求进展
 
 
张新颖
一、酉西会馆、琉璃厂、前门大街、京师图书馆
沈从文到北京第二天,按照通信地址,去西城某条胡同找大姐和姐夫。开门的正是大姐夫田真逸,见了他很惊讶,问:为什么到北京来?他回答说,在军队里混不是办法,要来读读书。田真逸哈哈大笑。进屋见了大姐沈岳鑫,大姐也笑。距离沈从文少年从军,大姐连夜为他准备行李,已经过去了六年。大姐在沈从文离家后考入长沙私立周南女校,毕业后到北京和田真逸——凤凰田家之后,田兴恕之孙、田应全之子——结婚,也有了三年。田真逸大学毕业,找不到事情做,北京无法长住,夫妇俩正准备带着不到一周岁的孩子,先回湘西老
家过个一年半载。没料到沈从文异想天开,这个时候特意远远跑来读书。三四天之后,他们给沈从文留下三十块钱、被盖和一些杂物,就离开北京走了。
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正在农业大学读书,星期天进城来小客店看沈从文,一问每天房钱得六毛,即刻就要他结了三天的账,带他到前门附近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在西厢房一个窄小房间里安顿下来。这个会馆是清代湘西辰沅永靖各府县修建的,专为湘西人入京赶考、官吏留京候差等落脚。会馆管事的姓金,是沈从文的远房表亲,沈从文住在这里的好处是不用花房钱。黄村生还向门房说好,一月花一块钱,每天供应热水;附近包伙食小饭店,一月六块钱,每天送一菜一汤两顿饭。
酉西会馆既然存在了一些年头,虽然不长,却也有一些过往的人与事可供闲谈。譬如,在凤凰城正街上一个裱画店里长大的熊希龄,初次来京会试,就短期住过这里;而激起沈从文感情漩涡的,是听姓金的远亲叙说父亲的故事。当年沈宗嗣和同乡阙耀翔,正是同住在这个小会馆的一个房间里,谋划刺杀袁世凯。阙耀翔被抓的那天,戏迷沈宗嗣正在戏院里听谭鑫培唱戏,姓金的远亲赶去通知,并和他跑到西河沿一家镖局,花了笔钱,沈宗嗣就带上镖局的通行包票,仓促逃往热河;阙耀翔第二天即遭枪毙。沈从文或许未曾预料,他刚来北京,竟然遇上这么一段与自己联系密切的历史。
从酉西会馆向西走,十几分钟就可到琉璃厂;若是向东走,二十几分钟到前门大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退位已经十二年,“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深入,新时代在旧京市面上的反映,是旧东西过时了,器具、古玩、瓷器、书画等等大量涌出,堆积如废品。如果说琉璃厂百十家古董店、古书店、古画店和旧纸古墨文具店,像个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那么前门大
街百家大小挂货铺——卖各种稀奇物件,象征皇权尊严起居服用礼乐兵刑的事事物物,多集中于此——就可以说是明清两朝近六百年间的“人文博物馆”。沈从文为这些地方、这些东西所吸引,他后来在《无从毕业的学校》中回忆说,“就内容言,实在比三十年后午门历史博物馆中收藏品,还充实丰富得多。”“我就用眼所能及,手所能及的一切,作为自我教育材料,用个‘为而不有的态度,在这些地方流连忘返的过了半年。”(《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卷411页,413页。以下引本全集,只标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不同页码之间用逗号)在这个历史交替的阶段,思想趋新的人中不少把这些东西视为“封建垃圾”,不意沈从文却在此上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一课,无比丰富的实物课——当然,二十一岁的他不会有后来的自觉意识,多是出于自己的“兴味”;这种“兴味”恰好碰到这样的特殊时机,说是无意,不如说是有心。
黄村生还带沈从文去宣内大街京师图书馆分馆阅览室参观过一次,从此这里就成了沈从文常来的地方,特别是冬天,有烤火设备,有热开水,他几乎每天都在大门前等待开门,所读既有新报刊,也有美术考古图录,各种杂书,不问新旧,看得懂的就看。
沈从文常去的地方还有小市的一家专卖外文旧书和翻译文学的小铺子,穷学生光顾的特别多。据说郁达夫有不少德国文学珍本旧书,是从这里收的。他用的方法十分有趣,看中某书时,故意问伙计:这书怎么不全?本来只有三本的,却要第四本。书店伙计不识德文,当然不知道有没有第四本,于是再减价出售。沈从文不懂外文,他来看翻译书,来熟了,可以随意借去,连借条也不需要。从这个小书铺,他借看了许多翻译小说。
不用说,这个时候的沈从文还没有明确的“文学意识”——作为现代学科划分出来的一个独立领域的“文学”,并没有在他那里占据特别的位置,他只是想读书,宽泛地读书,文学是他读书的一类,除此之外的种类,还庞杂得很。但同时也得说,文学对他的“兴味”,如同历史文物对他的“兴味”。
二、“新青年”朋友们、郁达夫
黄村生就读的农大在城外罗道庄乡下,沈从文成了常客。黄村生同房六个人,全是小同乡,另外一间房也住六个人,全是大同乡,沈从文很快就从表弟一个人的客人,变为十二个湖南人的客人。去农大,只带把牙刷就够,总有空床位可以住下。特别是在没有钱付伙食费的困境中,表弟和这一群朋友这里就是混饭吃的一个去处,有时住个十天半月。
为了生存,沈从文曾到琉璃厂几个小石印店里去,请求收容做一个学徒,得不到应允;天桥和前门大街一带,时常可以看到一两个烟容满面的老军务,手执小白旗招募新兵,饥肠辘辘时,他也有几次跟着小白旗下的队伍,茫然走过一段路,临到登记还是扭头离开了;为就近投考几个报馆的校对和书记,他迁入西城一个小公寓,结果是花了报名费,没有一处成功。旧历年来临,身上不名一文,幸亏每天摇铃铛串街卖煤油的老头子古道热肠,从他那里借了两百铜子,好歹度过了年关。
一九二四年初,大姐夫田真逸把沈从文介绍给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董秋斯,董秋斯来信邀请沈从文见面,以便“慢慢的一同商量个活着的道理”。{1}沈从文接信后初次去盔甲厂的燕大,两人彻夜长谈,一连谈了三个晚上,彼此十分相投,从此结下终生友谊。通过董秋斯,沈从文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刘廷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夏云、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一批燕大的学生。
一次,在董秋斯的宿舍,遇到司徒乔,司徒乔邀请沈从文到他宿舍看画,不同类型的作品摆满房间,有些沈从文不感兴趣,“却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写。那些实实在在、平凡、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与我记忆中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像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亲切,感到特别大的兴趣,因为他‘所画的正是我‘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12;248-249)
黄村生替沈从文着想,帮他在北京大学附近找了个小公寓,既方便去北大旁听,也可以在新环境中多接触些文化人,减少寂寞,让心情开朗一些。这样他就搬到了沙滩一带,住进银闸胡同庆华公寓一个由贮煤间改造而成、仅可容膝的小客房,他给它取了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不多久,就相熟了不少朋友,有北大正式的学生,也有像他一样不登记的旁听生——那一时期,住在北大红楼附近求学的旁听生,远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这一批朋友多是文学青年,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冯至、左恭、杨晦、蹇先艾,等等。
现在无法确知沈从文旁听了一些什么课,旁听了多少时间;在他晚年,对北大敞开大门所给予的学****方面的方便,所形成的活泼的文化空气,回忆起来充满很深的感情。他描述了一次辜鸿铭讲演的情形——也有别人讲过同样的故事——回忆里有个人所感受到的震动:“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讲演,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还拖了一条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用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
象。……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12;379)
沈从文当然想成为正式学生,他报考过北大等国立大学,均告失败;投考中法大学,录取后,宿膳费二十八元想尽办法却筹措不出,过期只能放弃。来北京前看过报上“半工半读”的宣传,还以为那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四处碰壁之后知道,那不过是梦想。眼前的现实既然容不得他继续做求学读书的梦了,就必须另寻出路:既要解决迫在眉睫的实际谋生问题,又从长远考虑还得合乎人生理想。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拿起笔,开始学****写作。
在北大旁听,与年轻朋友——“五四”之后的“新青年”——交往,置身于特别的氛围中,不拘形式的友谊,互相感染的思想、情绪、困惑,跃跃欲试的冲动,这一切都有可能汇聚到新文学这个点上,不但增进沈从文对新文学的理解和兴趣,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他写作的欲望。
他得从标点符号学起——这其实是很普通的事,在后来关于沈从文的“传奇”中被过分渲染了——新式标点符号在汉语中的尝试应用虽然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但直到一九一九年才由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名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提出相关《方案》,后经修改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已经有大量阅读的沈从文,还得从新式标点符号学起,实在没有什么奇怪;不仅如此,他还得学****新式语言——新文学的语言,既不是《史记》《秋水轩尺牍》的语言,也不是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的语言。写作就是从这种基本的困难中,摸索着开始的。
虽然是初学者,他却不是下笔迟滞的人。他写得急切,源源不断,四处投稿,而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失败的经验中,有这么一件事:《晨报副刊》的著名编辑孙伏园,曾当众把沈从文投稿的一大摞作品连成一长段,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即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在场的一个人后来把这个情景告诉了沈从文,令他深感屈辱。
穷极无路之际,沈从文试着写信向一些有名的作家诉说处境、寻求帮助——“五四”之后很长时期,苦闷的青年激增,给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功成名就的人写信求教求助,这类事情,当时并不少见。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也收到了沈从文的信,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窄而霉小斋”,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的人”。他摘下自己的围巾,留给没有过冬衣服的沈从文;又请他吃午饭,拿出五块钱结账,剩下三块两毛几分,也留给了他。当晚,郁达夫带着强烈的愤慨和激动的情绪撰文,并于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于《晨报副刊》,题为《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中没有写出沈从文的名字,却以这一个青年的境遇,揭示出一批青年找不到出路的普遍状况。郁达夫肆意尖锐讽刺这种社会现状,他给沈从文出主意,上策是找点事情做——当然找不到,或者革命、制造炸弹——“但是革命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合的呢?”中策是回老家;下策是应募当兵,或者做贼——倘若做贼,“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有几本旧书,却是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2}
三、初期作品的发表、鲁迅的误会
一个月之后,发生了转折: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休芸芸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是迄今所能找到的沈从文最早的作品,写的是小公寓里一个无业的青年向某先生寻求生活的方法,却没有邮费而最后只能把写好的信撕毁。由此开始,沈从文连续为《晨报副刊》写稿,初期作品大多刊载于此。
这个转机的出现,与《晨报副刊》的人事变动有直接关系。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作“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交由孙伏园发表,排印时却被《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孙伏园愤而辞职,与周氏兄弟、林语堂等十一月创办了《语丝》周刊,十二月又受聘编辑《京报副刊》,原来《晨报副刊》的名作者大都随孙伏园转移;改组的《晨报副刊》由刘勉己、瞿世英等相继负责,作者因之变更,出现了一些新进的陌生人,沈从文即是其中之一。一九二五年,《晨报副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公寓中》、第一首诗作《春月》、第一个短剧本《卖糖复卖蔗》;当然,还有这几种类型的“第一”之后紧接着的作品。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京报·民众文艺》周刊发表沈从文总题《狂人书简》散文中的前三篇;他意外的是,有一天,两个编辑——项拙和胡也频——来到他公寓的小房间,三个人——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和一个退伍的陆军上士,沈从文这样称呼刚认识的朋友和自己——“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第二天又见面,又是“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胡也频带着一个圆脸长眉的女子来看沈从文,她就是丁玲。沈从文也曾和胡也频一起去丁玲住的通丰公寓,见到她的小房间潮湿破烂,和自己住的
“窄而霉小斋”也差不多。(13;4-7)顺理成章,《狂人书简》接下来的六篇,以及其他几篇文章,也在《京报·民众文艺》相继发表了。
与胡也频、丁玲相识未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本与沈从文无关,他却被牵扯到事件的“中心”:
丁玲于苦闷茫然中,给鲁迅写信,渴望得到指引;鲁迅日记四月三十日有“得丁玲信”的记录。鲁迅当然不知道丁玲是谁,有人——一说是孙伏园,一说是荆有麟——告诉他,笔迹很像沈从文。鲁迅极为生气,沈从文竟然化用一个女人的名字给他写信。丁玲得不到鲁迅的回信,两个星期后回湖南了。但此事并没有结束,“后来,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过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3}胡也频所以会用这么奇怪的名片,是因为他听说丁玲死了一个弟弟,他愿意作她的弟弟;其实他二十二岁,比丁玲大一岁。热恋中的文学青年,做什么都不奇怪,他只是没考虑鲁迅会怎么想。
鲁迅内心反应的过程,在后来给钱玄同的两封信里有清晰的呈现:《京报·国语周刊》七月十二日第五期发表了沈从文的民歌体诗作《乡间的夏(镇筸土话)》,鲁迅当天给周刊编辑钱玄同写信,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七月二十日又一信,说得更详细——因《乡间的夏》一诗中有“孥孥唉”字样,鲁迅就用“孥孥阿文”指代沈从文;沈从文《狂人书简》系列中有两篇,那个写信人落款即为“孥孥阿文”,或者鲁迅看过,并留意到文章里面的这个署名?——“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
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也耳矣。”{4}
后来,鲁迅得知确有丁玲其人,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5}但是,对于误会沈从文,未见有什么表示。
沈从文不久就得知了此事和鲁迅对他的恶感。这场莫名其妙的误会,当然有伤一个无辜而倔强的年轻人的自尊;尤其考虑到两个人的“身份”差别巨大,一个是刚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一个是已经被公认为新文学最有成就的作家,沈从文的屈辱感恐怕很难消除。两个从未见过面、从未交往过的人,由此产生心理隔阂,以后就再也不会见面和交往。虽然从理智上,此后他们彼此对对方的作品都做出过很高的评价,感情上却没法走近了。
四、林宰平、徐志摩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晨报副刊》“五四”纪念号有一篇《大学与学生》的文章,作者唯刚,即北大教授林宰平,谈到“好些有用的青年,多数只是困在饮食男女上”,并以“学生”的作品,见个中情形。他引用了沈从文的文章。沈从文以《遥夜》为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篇散文,林宰平从三月九日发表的第五篇中,抄出几个段落——这里也重抄一遍,从中可以感受沈从文初期一类文字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