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北京方言？.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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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汕北京方言可否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近,一则引人注目的新闻引发了多方争议,那就是“北京方言”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妥当。在这之前,也有几个地方在酝酿申请这样的遗产。反对者提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四个标准,其中之一必须是濒危的。因为语言是活在人类口头上的,如果失去了语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语言就失去了活力,方言“死去”很正常,北京方言随着社会发展总有死去的,总有变迁的。“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要申遗。”况且,北京方言并没有死,还不是遗产。只要你到北京一些大杂院和上了年纪的群体中,你会感到北京方言并不濒危,现在正宗的北京话远远没有死,它们还活在北京城里。赞成申遗者认为,“北京方言”源远流长,在如今的现代生活中,很多北京老话已经被北京人淡忘了。当今的北京年轻人也许父辈甚至祖辈都在北京,但有几个会讲地道的北京方言?若把这些逐渐消失的北京土话“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有利于集中一批人来从事北京方言的保护工作,而只靠民间的个人力量是很难完成的。
最终是否申遗或者申遗能否成功也许并不很重要,方言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承载者,北京话能够长时间地被人们津津乐道,已经说明其作为一个地域性语言的魅力。
方言保护为何力不从心?
但是,人们也无奈地感到,无论专家如何提倡保护,还是地方实行怎样的抢救措施,对于方言的保护延续,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方言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缩减。道理很简单,我们处在一个一切都被简化、被“通用”的时代,全球化的年代,必须要有一种公共语言交流。不要说今天这样的“地球村”状态,就是中国古代,早就有民族的共同语,就有古代当时的“普通话”。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都有方言,更不要说有不同的民族,彼此间交流需要听得懂。比如孔夫子弟子三千,来自五湖四海,如果没有一个大家能听懂的教学语言,教学效果就无从谈起。孔子是鲁国人,话并不好懂。他当年是用雅言说的,《论语》里就说过,孔夫子是:“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雅言就是古代的官话。
那么,让今天的年轻人延续一个方言的世界,是多么勉为其难。他们从踏进小学校门就被规定不能讲方言,他们听老师的讲课,他们接触的广播、电视、电影、歌曲,他们的上网等娱乐方式,他们哪怕偶尔离开故土,这一切都要远离方言。方言在主流场合的寿终正寝,也许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潮流。就拿北京方言来说,是公认的优美的方言,但是北京的年轻人哪怕祖父辈就是老北京,他们还有几个在讲“京片子”呢?有多少北京年轻人能听懂“得活”(工作完了)、“得人儿”(惹人喜欢)、“回脖儿”(改变主张)、奶膀子(乳头之外四周凸起的部分)、搜老营儿(搜刮全部财产、财务)、半彪子(缺心眼儿)、扳大闸(撬锁偷盗)这样的老北京话呢?
也许我们会慨叹,京味儿的逐渐消失比其他地方更迅速,我们走到大江南北,总感到人家的方言毕竟存在,尤其一些穷乡僻壤,方言依然占主导地位。我们会感到,城市越现代化,城市规模越大,国内国际交往越多,方言受到的冲击越大。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在另一座中国的超级城市上海存在。外地人到上海,总对他们叽里呱啦、如读天书的上海话感到费解,并感到上海话在这个城市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是真正的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的语言专家才更有发言权。他们道出,在上海虽然有千万以上的人在说上海话,而实际上,使用上海话的范围越来越窄。任何来自书面或者媒体的信息,都要用普通话表达。上海话只能用在几乎没有文化层次的吃饭、睡觉之类日常生活狭小的范围内。他们甚至认为,上海话正在走向名存实亡的不归路,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上海方言的词汇贫乏。上海话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中几乎全部消失无人理睬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四川话、闽南话、粤语,以及其他几乎每一个应用方言的环境。
普通话上位,方言式微
每一个地域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对自己的方言抱有深厚的感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是中国人的情结。四川人怀念活泼、生动、充满野性的川味,东北人喜欢不区分平卷舌却热烈火爆的“黑土地语言”,江南人喜欢语调平和而不失抑扬的吴侬软语,北京人当然也怀念温情脉脉的京味儿……方言的弱化甚至逐渐消失也是现代化的代价。语言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言的确在越来越多地变为遗产,它的确也需要保护,这种保护绝不是通过在各地排斥普通话来实现,当今保护濒危语言也仅仅限于用笔记录下来,用录音技术留下资料,但也不能够提倡其作为交流工具的存在。在语言的变革、发展乃至消亡面前,人类只能顺其潮流。只能够通过一些措施,保留它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很多执著于方言的人总以为普通话扼杀了方言,有统计表明,自从1955年10月我国内地开始推广普通话以来,内地人口中会说普通话的已经占到一半以上,在普通话占据中国话语主流的趋势下,的确造成方言日渐式微。同时人们也发现,越是方言牢固存在的地方,越是意味着当地开放的程度和文化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一个人口如此众多方言如此复杂的国家,如果没有一种“通用”语言,沟通就势必成为困难。就说对地方语言最热衷的广州人改革开放前很少用普通话,但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后,普通话也成为常用语言了。这说明,推广普通话与保存方言,并不构成你死我活的关系,许多普通话讲得很好的人,方言依然讲得很地道。相信未来普通话推广得比今天更甚,方言依然能成为“调味品”,成为人们美好的记忆。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研究北京话,需要不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普通话为何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有人说北京是一座嘹亮的人类讲坛。我想,这不仅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建筑,还有城市里弥漫的古韵风情,这里有它的文化传统,有它的语言。
北京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北京就是一个大气磅礴、雄浑优美的城市!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深情地写道:“北京是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文物建筑最多的城。要再指出的是:因为北京是一个先有计划然后建造的城。它所特具的优点主要就在它那具有计划性的城市的整体。就大多数的文物建筑而论,也都不仅是单座的建筑物,而往往是若干座合组而成的整体,为极可宝贵的艺术创造,故宫就是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北京古建筑是遗产,北京话也是遗产。在北京,人们会听见最标准的普通话,也能听到充满了浓厚地方特色的北京话,这也是真正能够体现出这座城市历史和风俗的话,是风情浓郁的话。俞平伯说过:“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林语堂赞美北京话是“平静自然舒服悦耳的腔调儿”,老舍更把北京话比喻成像“清夜的小梆子”。很多出国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大陆的海外游子,一到首都机场就感叹:“多么好听的北京话!”难怪有人把北京话作为一种艺术来研究。一些怀念老北京话的人总在寻觅听觉中的老北京,留恋之情比视觉中的北京更为深厚。
北京话作为北方语系的重要分支,具有北方话相对易懂的特点。北方号称有四大方言区,就是华北、西北、西南、江淮,说起来不多,还不及南方语系的零头。虽然南方语系号称八大方言,但有专家粗粗统计就近百了,甚至一个广东省就有粤语的广州话(“白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附近的客家话。有人感慨,就是人每天都躲不开的吃饭,被南方人表达就会互相听不懂,什么塞、切、七、噎、夹、些、洽,这还了得!连吃饭交流起来都这样困难。而北方方言要好得多,虽然也琳琅满目,但语音分歧要比南方话小得多,加上词汇比较一致,语法结构差距不大,所以从东北到云南,从苏北到甘肃河西走廊西端,互相对话基本能听懂。所以哪怕从东北到云南要历经“八千里路云和月”,只有20%的语音不同,而广东话与北方方言语音差别多达70%。这与北方话多年来是“官话”有直接关系。官话要便于管理乃至统治,语言不能成为壁垒和障碍,官话便于普及的优势也就不言而喻了。
说起“官话”,解放后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50多年不遗余力,其积极意义在于全国各族人民有一件交流工具。应该说没有一种语言像北京话那样更接近普通话,建国后的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北京话好像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位置,首都定在北京,普通话也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但是对这个法定官方语言似乎有过争议。据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在选定国语的时候,曾有人提议以四川的重庆或成都话为国语,也许是与四川人口最多有关,之所以被否,估计赞同的人不多,还有四川话的确没有北京话好听好普及,较之四声齐全的北京话,四川话的妈、吗、马、骂就分不清。四川人说“四”不说“四”而是说“死”,“四”本是第四声,在这里没有了,这种不能清晰表达词义的地方话看来不适合定为国语。况且,从民国时期起,北京话已经奠定了它在全国的地位。
国语之争
但是,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要想统一什么也会有争议,语言也不会例外。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争论中国“国语”,不少颇具实力的人物提议奉粤语为国语,而且并非势孤力单,因为当时的国会议员广东人已经超过半数,如果都对自己的语言偏爱,通过这一法案似乎无法阻挡。可是孙中山先生力排众议,跳出乡土观念,不辞劳苦地逐个说服,劝那些粤籍同乡还是以大局为重,放弃具有九个声调、难懂难推广的广州话,奉北京话为国语。即使这样,赞同北京话的优势也不明显,粤语仅以一票之差败给北京话而未能晋身成为国语,国语终被定为京话。若不是孙中山的威望,恐怕北京话必败无疑,至此粤语便与“一统天下”的至尊地位只差一步。如果粤语成为国语,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都须讲粤语,那会给后来推广普通话带来更大的困难。
之后,又进行了国语统一运动及推广普通话运动。虽然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但依然有“国语统一筹备会”这样的机构。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放弃了被讽为“联合音系”的“老国音”,确立北京语音为国语的标准音,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北京话的地位。193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即“新国音”),修订了“老国音”,较之建国后的普通话,它更立足于北京的土语土音。由于在颁布之后长期作为学校教科和各种字典、词典的语音依据,因此对巩固甚至扩展北京土语土音的势力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推广普通话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抗拒。粤语对北方语言的不服气,在多年以后依然显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广普通话是政府极力提倡的,那个时候“舆论一律”,尽管有人对此有看法,也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改革开放后,广东引领时代潮流,经济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发展,加之香港是以粤语为主流,一时间大有粤语北上的趋势。90年代初,甚至有人主张粤语已不是汉语方言的一支,而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直到2006年年底,当“猫儿腻”“忽悠”“扎堆”“趴窝”“叫板”……这些北方方言在广州报纸上亮相时,部分广州人很不满意:“广州地盘,广州话话事!妹仔怎么大过主人婆?”(意思是在咱广州这地盘上,怎能不让广州话作主?丫鬟的地位怎么也不能比老板娘的高!)这样的观点的确让人啼笑皆非。首先这些民间流行的语言并非普通话,它们与粤语方言一样也属于地方方言,用不着从整体上排斥北方语言。另外,北京话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并不仅仅是因为北京的政治地位,而是有其语言系统本身的原因。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在广州和香港时著文征引当地报刊文字时常常夹杂有粤语,让外地读者“看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由此还可以上溯到清朝雍正时代,广东官吏迢迢千里到北京送荔枝给皇帝,雍正面对“是”(广东话读成“咳”)、“吃饭”(广东话读成“繁”)、“喝茶”(广东话读成“延擦”)很是不快,甚至认为广东人在戏弄他。他于是号召全国学官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推广普通话的圣旨。
难以撼动的普通话
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战乱频仍造成政令不一,地方各自为政也使语言造成地域间的障碍。这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要确定一种优势明显的共同语。辛亥革命以来的90余年间,政治中心几度变迁,却都推行北京话为基础的共同语,从没有以任何一种其他方言取而代之的政令颁布。这是因为,北京话是千余年来融合了南北方言,结构调整日益趋于合理的一种方言,其声韵结构和四声系统既明晰又经济,最具有作为四方通语的资格,因此它最易于学****和通行,也具有最强的稳定性,不易被其他方言冲击。粤语是汉语诸方言中最为复杂的方言之一。广州话声母数目和北京话差不多,韵母却有51个之多,尤其是复杂的韵尾,可以说全国80%以上的人难以掌握,其声调又有九个,比绝大多数方言多一倍。这样的语言结构,怎么可能轻易通行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