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的收入与评价浅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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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学教师的收入与评价
黄少卿
关于讨论型大学教师的收入与评价机制问题,我的观点简括如下:一方面,对他们来说,有一份相对稳定、且处于社会各类职业中偏高档水平的收入很重要;另一方面,大学教师的收入高于某个水平后,再提高收入所带来的对学术活动的边际正面鼓励作用会比拟有限,这时,学术共同体赐予的声誉鼓励就变得特别重要。
这是基于对大学教师这一职业的两点属性得出的结论。首先,大学教师从事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无论是传播学问的教学工作,还是从事学问生产的讨论工作(后一项更是讨论型大学教师的根本任务),其社会价值均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来精确定价。假如完全按市场机制定价,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将导致对教师工作的价值低估,从而使得教师在教学和讨论工作上的投入时间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固然,要完全根据教师工作的社会价值支付工资并不现实,这既是由于评估这些工作的社会价值本身很困难,也是由于,详细到某一个教师,其讨论工作能产生何种成果,事先是高度不确定的。
大学教师的收入究竟应当遵循何种原则来确定?或许我们需要换一个思路来思索,即考虑到学问的生产和传播对于一个社会进展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需要具有较高智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投身于大学教师工作,而为了能够吸引到智力与学问水准足够高的人才,高校就应当支付一份对这类人才有足够吸引力的高收入,这份高收入与他们转而从事其他高收入职业所能够获得的收入不应差距过大。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大学教师的收入还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由于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结果不确定性,是这类工作本身自然具有的,其风险应当由社会担当而主要不应当由教师们来担当。假如大学教授收入偏低,甚至过低,低于某个水准,无法保证风光的生活,或者收入不稳定,必定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为了维持在社会中的风光生活(与他们的智商和学问水准相称)而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配置到外部性更小、不确定性更低的私人教育或私人应用性讨论上去,也就是去“不务正业”地去谋糊口的钱,这样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收益。
那么,一个大学教师应当拥有的相对风光稳定的收入大体,在什么水平呢?这并没有肯定标准,而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和社会收入构造有关。笔者以为,以上海为例,讲师大约年薪三十万元人民币,副教授年薪四十万元人民币,教授年薪五十万元人民币为宜。固然,相对稳定的高收入必需对应于大学教师职业门槛的提高。中国的讨论型大学应当全面引入国际通行的终身教职(tenure)制度,严格根据国际学术标准来进展学术人才的遴选与晋升。
再者,大学教师能够全身心投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从鼓励角度来看,主要还是依靠个体的内在鼓励。尽管货币收入这种外在鼓励必不行少,尤其是收入偏低带来的负面鼓励会特别剧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给大学教师的收入越高,就越能够鼓励他们更多、更好地进展教学与科研工作。
缘由在于,其一,科研工作自然具有的不确定性很难通过个体层面的努力而发生根本转变,个人的努力到达肯定程度后,收入提高所产生的个人努力程度的边际提高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将特别有限。
其二,情愿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员,激发他们努力工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其成果得到同行认可后所带来的声誉,以及其成果为社会所接受所带来的巨大荣誉感。这种声誉或荣誉作为一种内在鼓励,对激发大学教师努力工作,其作用往往来得更为剧烈。换言之,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群体,由于在他们的个人偏好中,相比于金钱收入,他们内心更加偏好荣誉。
其三,过高的收入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鼓励扭曲,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即诱使社会上太多并不具有足够从事学问生产与传播力量的个人虚夸自己的力量,从而会提高社会的甄别本钱,或者甄别失误所带来的本钱。
经济学家许成钢教授曾在一篇题为《科学讨论的目标:市场竞争还是熟悉世界》的专访中讲到一个道理。他说,对科学家而言,“首创”荣誉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最大鼓励,假如存在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来评价谁拥有这个荣誉,那么,对科学家而言,最恰当的世俗工作是去“看灯塔”—有一份风光收入(或许过去看灯塔收入不错),又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科学思索。据许成钢本人说,这其实是爱因斯坦的看法。
假如学者最重要的鼓励是内在鼓励,是来自学术圈内的学术声誉,那么,衍生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评价当下严峻行政化的学术评价体制。目前,国内学术讨论的课题申报和成果评价几乎完全被纳入行政体制,学者的收入、教职晋升、荣誉都被行政部门掌控,成为引导学者讨论活动的“指挥棒”。各级行政部门,,为了保证自身对学术活动进展评价的裁量权,甚至不停地更换评价标准与教职晋升指标体系。
在这种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体制下,来自行政部门的各种荣誉,往往与各种非学术因素有关,譬如反映的是学者对长官意志的领悟和遵从,而与学术无干,从而缺乏学术权威性,难以得到学术同行的真正认可。即使行政治理部门真心想奖掖学术,由于它本身并不了解学术前沿的动态,缺乏对于各学科领域进展的学术识别力量,往往也很难甄别、剔出弄虚作假的讨论工程和成果。
这种行政化评价体制必定对学者行为产生扭曲效应。既然各种讨论基金(除少数社会性公益基金外)和课题的发放把握在行政治理人员手里,而申请基金和课题胜利后既有经费又能升教职,还可能评奖,自然行政主管部门的标准就是那些盼望得到课题经费和嘉奖的学者的风向标:你喜爱什么菜我就上什么菜。这份菜可以有各种成分,惋惜唯独欠缺学术味道。
简而言之,假如只有对学者的行政评价机制,而缺少来自学术界自身的声誉机制,一个可能后果就是,大学教师不得不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转而设法得到更多的收入、更高的行政职务,或者其他经济上的好处。久而久之,劣币驱除良币,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国内的学术水准长期在低水平上驻足不前。
正如有文章(譬如复旦大学青年教师熊易寒此前被广泛传阅的一篇文章)所言,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收入尽管因学校、院系、专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偏低,与他们对社会的奉献并不相称,甚至无法保证根本生活品质。而且,在偏离学术标准的行政化评价体制下,潜心多年的讨论成果往往未必得到认可。在国内,要做一名真正的学者,不但要面对贫困,面对社会乃至家庭所赐予的巨大压力,最难的还是缺乏正常评价认可机制所产生的精神和灵魂熬煎,这种熬煎有时会让学者苦痛得死去活来!那些幡然醒悟者,往往放弃纯粹的学术追求,转向更加现实的选择,比方把更多时间用于各种能够产生额外收入的活动,或者向行政考评体制低头,从今不亦乐乎地忙于争取行政体制所能供应的课题和嘉奖。
最终总结一下:一个国家要最大可能地激发大学教师的学术制造力,稳定风光的收入和学术界自己的评价机制,两者不行或缺。中国内地要转变现状,实现学术的真正兴盛,除了财政上合理提高对大学教师的收入安排,并且改革现有的行政主导型学术考评体制,我还寄望于体制外的力气。我期盼,社会将来能够成长出各种民间公益型学术基金,它们对学者的讨论与出版的资助,包括学术成果的评奖,能够由各个学科领域公认的顶尖学者严格根据学术标准来进展。只有学术评价这件事真正回归学术共同体,摆脱行政权力的掌握,中国内地的学术讨论活动整体上才有可能跨入世界前沿!(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治理学院副讨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