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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干部左宗棠
“非典”干部:体制内外的左宗棠
左宗棠在他的一生中,总是表现得如同一个愤青,个性张扬。
这当然与他早年的怀才不遇有关。3次会试,却3次落榜,终身只是个举人,这在讲究学历的中华帝国,无疑是人生的负资产。落榜之后,一般就是如何奋争的励志故事,而左宗棠的优点在于,不再将精力放到钻研公务员考试入门之类,而是精研舆地、兵法,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种出道晚的非典型干部,往往个性鲜明、敢于亮剑,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都敢蹚一蹚。这种个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被体制“格式化”之前,一直都在野蛮生长;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长期都被边缘化、却竭力在争夺阳光、空气和水,一旦破茧而出,便会紧紧抓住手边的机会,用足用好,也就“大行不顾细谨”了。
左宗棠给湖南巡抚骆秉章打工时,已经年过不惑,却依然生猛,常在办公室内慷慨论事,旁若无人。这本来是犯了办公室政治的大忌,但是左宗棠运气好,摊上了一个好领导,骆会静静地听他夸夸其谈,并不阻止,更不批评。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闹得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樊燮案”。这是左的愤青性格,给自己招来了不测之祸。还好他的儿女亲家郭嵩焘当时是“南书房行走”,属于中央办公厅的高级干部,为了保他,甚至向皇帝说出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重话。曾国藩、胡林
翼等前线将帅也出面说情,最后保下了左的性命。
在中国特色的***中,坏脾气足以害死人,而左宗棠能创造不死的奇迹,其实还是托庇于那个动荡的时代——当这个政权在拼命自我拯救的时候,对于坏脾气的人才,也就有了更高的宽容度。
“敌友”莫辨
作为幕僚的左宗棠,虽然个性张扬,毕竟手上没权,对于领导们而言是可用之才,而没有任何威胁。但是,一旦这个愤青自己开始掌握实权,就变得更加桀骜难以控制。“樊燮案”后,左宗棠因祸得福,在体制内成了知名人才,不久就受命自行招募一支军队,这就是湘军中相对独立的“楚军”。而到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左宗棠又被中央任命为浙江巡抚,正式开牙建府,却自此与曾国藩交恶。
先是在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围绕江西厘金的争斗中,左宗棠出乎意料地支持了沈葆桢,对抗曾国藩,这令曾国藩十分生气,此后只要谈到沈葆祯,便骂沈乃左的“死党”。
他们之间更大的冲突,在湘军攻占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之后。曾国荃向中央报称,洪秀全之子幼天王“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之中”,这一说法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但是,左宗棠偏偏要唱反调,报告说洪秀全之子其实已逃出南京,遁入广德。曾国藩恼羞成怒,弹劾左谎报,并指责左纵容杭州之敌逃逸,左亦反唇相讥。两人反目为仇,唇枪舌战。最后,洪秀全之子果然在南京之外的地方被捕,证明了左的正确,曾左二人自此断交。后人读史至此,往往会扼腕叹息。作为“古今完人”典范的曾国藩,何以会在这件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低级错误呢?不仅
令剿灭太平天国的功绩多了一个污点,也把自己一手培养的左宗棠搞成了政敌。而对左宗棠来说,虽然结果正确,却也难免给人恩将仇报、把曾家兄弟当踏脚石的感觉。毕竟,对于任何熟谙中国特色的***中人来说,他完全有更多的办法既顾全面子、又顾全里子,而公开挑战曾国藩,似乎也太愤青了一些。
其实,在这一事件上,左宗棠一点也不愤青,曾国藩一点也没出错。
早在湘军光复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