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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18世纪日本对马藩白银出口
原信之译

全文名:17至18世纪日本经朝对华白银出口及其在德川货币体制影响下的变化
原作者:Tashiro Kazui
选译自《The Pacific World Volume 10: Japan and the pacific, 1540-1920》


日本自16世纪后期就产出大量贵金属,这个国家将白银出口至中国用于购买中国生产的生丝与丝织品。起初,葡萄牙人通过澳门独占了西方人中的这一类交易。17世纪30年代,在日本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之后,荷兰人成功挤走了其他的西方竞争者,经由长崎—台湾这条贸易路线积极地将日本的白银出口至中国。尽管如此,中国商船从长崎载走的白银还是比荷兰人要多出数倍。可是,幕府惊于如此巨大的白银流量,从1668年开始禁止荷兰人涉足白银出口,原先出口的白银被铜所取代。这使得在17世纪70年代往后的时间里,荷兰人由长崎出口的日本白银数量骤减。根据普遍观点,17世纪末荷兰人的白银出口已是无足轻重。

然而,事实上在当时有另一条出口白银的贸易路线已经持续开放了超过60年,日本白银通过这条路线不断的运往中国。这条贸易路线以日本西北的对马岛为起点,经朝鲜抵达中国。那时大部分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都是在福建、广东这些中国南部沿海省份卸货,而对马—朝鲜路线则是向北行进,经由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几个城市,最后抵达北京。

从17世纪中叶直到18世纪中叶,除了长崎的贸易之外,还有对马—朝鲜这条贸易路线不停的将日本白银输往中国,同时进口中国的生丝、丝织品以及朝鲜的人参。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商人们之所以能够不受幕府控制,持续将白银出口到朝鲜,正是因为这一贸易体系完全不同于长崎贸易。不过,由于经对马岛出口的白银全都是德川幕府发行的银钱,这些贸易还是极大程度上受到了17世纪后期日本货币体制变化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把重点放在日朝贸易中白银的流转,并且将以量化的形式显示这些流转如何影响中朝贸易以及日本的货币体制。

一、德川时代的日朝贸易

前现代的时候,位于朝鲜海峡的对马岛像一座“桥梁”,联系着日本与欧亚大陆。对马岛民坐收这样的地理优势,依靠对朝贸易为生。对马岛领主宗氏一族在14世纪期间取得对该岛的政治控制。接着,从15世纪早期起,宗氏就在日朝之间的外交、经济联系方面一手遮天。这样的局面曾于16世纪90年代被文禄之役打断,但又在17世纪得以恢复。这都要归功于1607年时宗氏为德川将军重建与朝鲜的国交,而后又于1609年自行与朝鲜交换了外交文书(译者注:已酉条约或称庆长条约)。因此,德川幕府与朝鲜李朝均视对马宗氏为双方之仲介。


17世纪30年代,日本锁国政策甫一运作便给予许多参与海外贸易的日本人沉重打击,但是这却使得对马宗氏的作用显得越发重要。德川幕府的锁国令对于外界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对西方,驱逐天主教势力;第二,对东亚,则明确日本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圈。就第二点而言,锁国令只允许中国商人在长崎进行私营贸易,并且拒与中国官方建立任何外交关系。日本一面避免涉入中国秩序圈,一面与朝鲜保持平等的外交关系,此外还将琉球王国纳为属国。德川时期,对马宗氏在东亚始终维持着一种超然地位,幕府也对对马—朝鲜贸易相当看重,这都是因为能向日本本土市场提供中国货物的渠道实在太少了。

长崎的日本商人并不能离开日本,相比之下,对马岛民可以搭乘由宗氏管理的船只,前往朝鲜半岛南端的釜山倭馆。这些专门以海外贸易为目的的航行,在整个德川时代之中可谓只此一家。对马的贸易船舶由宗氏发放通行证,由于受1609年已酉条约的限制,每年对马岛只能派遣20艘商船到朝鲜。不过数年过后,在朝鲜官方的默许下,对马藩设法在配额之外增加赴朝商船数量,从中牟取更多利润。对马藩逃避配额的手段不少,例如,许多小型船只“陪伴”那些获得官方认可的母船进行每年两次的航行;其他一些无证船只则以执行“特殊任务”或“送信至倭馆”等借口,在一年之间数次前往朝鲜。据宗氏文书的记载,1709年中,共有90艘船舶往来于对马、朝鲜,其中大约30艘较小船只将白银运往釜山倭馆。

对马—朝鲜贸易分为两种形式:官方形式,对马藩与朝鲜官方按照外交协议规定的数量,相互交换些不值钱的礼物与商品;再就是民间形式,对马与朝鲜双方的官员和商贾在每月开放六次的市场中进行交易。与前者不同,后者不受任何数量限制,尤其是在白银出口与进口中国货物方面。这样的交易为对马藩带来了巨大利润。

图二对马—朝鲜商品贸易(1684-1688)
资料来源:民间交易帐簿,《宗家文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尽管有关对朝民间贸易的史料稀少,但宗氏文书中还是保存着一份由对马官员记载的贸易帐簿,这份帐簿提供了16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