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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地下深挖
媒体话语里2011年被称作中国的事故元年。地铁也好,火车也好,飞机也好,这些被发明出来增进人类文明的机器,竟然通通失灵,成了***武器。我们似乎到了一个时刻,灾难越积越多,且都和人类自身脱不了干系,如果不清理干净,其残骸可能将活人也窒息。
席卷式的大规模还原和回顾往往带来新的恐惧和痛苦。但这种痛苦又必须有。加缪说,20世纪是恐惧的世纪(21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恐惧是一种技巧,煽动恐惧,好让人沉默,这沉默意味着世界的末日。”所以,灾难之后,如果我们尚有勇气在恐惧中申诉和反省,对于人类整体而言,倒还算一个好消息。
然而就个体来说,一次事故足具毁灭性。这是灾难中最让人难以面对的部分。一位生活规律平稳的职员,在东京地下铁内发生的沙林毒气事件后,变得“什么东西都想扔掉”,包括保存多年的小学用的文具盒和学生帽,就连超级热爱的盆栽,他也想通通送人,实在是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东西”了。

这次事件发生在1995年。10名奥姆真理教信徒分五路,在高峰时段的地铁里释放沙林毒气,受害者超过5000人,死亡12人。
村上春树采访了62名当事人,写成《地下》,无非是“不想让活生生的人变成面目模糊的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这样,人们才会接受,这些受害者也是有完整躯壳和头脑、有家人有工作、有苦恼有欢乐的人,才会有切肤之感:他们的命运完全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就是集体的命运。
而我们因为本国的经历,完全可以看出些心照不宣的别的况味来。首先是日本人的超强忍耐力。许多人在吸入毒气后呼吸困难或视线变暗,不明就里,但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议论纷纷。不能忍受的人默默走出地铁,也仍有人默默走进地铁,要赶去上班。不久后检票口亮出告示牌:“因刚才发生爆炸事件,电车停止运行。”(这种告示也真够坦率。)人们便在站台上等待,始终没有***。更惊人的是,书中62名当事人,几乎所有人都照旧去上班,直到实在无法支撑或看到新闻才赶去医院,只有一位放弃了去公司,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与之相应的是,一位站台工作人员表示,“与死相比,首先想到的是必须想办法做自己的工作……”清理完装有毒气的塑料袋后,他很快满嘴吐沫,全身僵硬倒地。

尽管美国专家认为,12/5000的死亡率已接近奇迹,但日本人仍耿耿于怀:官方应有的系统几乎没有发生作用。信州大学医学部长柳则信夫甚至认为“日本人不存在迅速高效和有组织地处理这类重大灾难的体制”。事情发生后,他们立即给30家医疗机构传送应对措施,而消防厅和卫生部几乎毫无作为,前者电话打不通,后者表示会“酌情处理”。即使在明确是毒气事件后,也没有在现场的统筹。警视厅倒是派出了四五个司法鉴定员,但都掉以轻心,“一路轻松聊天,甚至连防毒面罩都没有带”。警察采取行动时,救援已经基本结束。显然,体制的无能和混乱也是灾难的一部分。
发挥最大效力的是专业机构和民间的自救,以及日本最擅长的训练有素的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