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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口欲期”的快乐
每每谈起当下的生活,谈起我们身边的诸种快乐元素,总是无法回避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悠久的历史传统,另一个即是革命狂潮退去之后,向日常生活正常化的回归。
诗人、翻译家黄灿然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法国餐馆的兴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他说:“法国餐馆的数量和质量,似乎都是随着法国的大革命而获得的一次大跃进。大革命令贵族们家破人亡,造成国王最佳的厨师们失业,他们于是开设餐馆谋生。一七八九年,巴黎只有不到五十家餐馆;一八二○年,餐馆多达三千家。可以说,厨师们把以前服侍贵族的美食,拿来服侍公众。”
在中国,革命与饮食、与餐馆的兴起则有着另一种关联。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往往是发动历次革命的原始动力。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未必能让所有人都吃上饱饭。
在革命的年代,中国是个准军事化的国度,每个人都被要求成为勇于献身的“战士”,每件事都有强烈的“阶级性”,连“快乐”也是被高度革命化的。革命要求人们“吃苦”,要求人们以苦为乐,任何属于个人的快乐都有可能被视为背叛,甚至是深重的罪孽。那时,人们不光只能靠粗茶淡饭维生,而且还被强令要求吃所谓“忆苦饭”。

长期以吃饱肚子为难题的中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经历着全国性的大饥荒。我的那位害怕吃红薯的同学,就是那场饥荒的受害者,他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在为如何解决温饱问题发愁。为了粮食,为了不再忍饥挨饿, 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二十名饥饿的农民代表以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秘密立下了一纸契约:分田到户。正是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农民,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此,吃饭才不再是让中国人头痛的问题,才渐渐接近“甘其食,美其服”的原始理想。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回想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第一次起步,自然要谈到个体户,而谈到新中国的个体户,则又要谈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餐馆。
新中国的第一个个体户,就是一位餐馆老板。1980年10月,北京饭店职工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在翠华胡同开了一家个体餐馆,这家占地三十一平方米的“悦宾饭店”,开创了个体经济或者说私营经济的先河。当时,美国合众社记者在采访了刘桂仙之后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买粮再也不用粮本了,出差旅行再也不用带粮票了,外出吃饭突然发现到处都是个体餐馆了,而且,肉、禽、蛋不再是每月定量的奢侈品,这大概是许多人在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