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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三百年的心灵碰撞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的《马瑞芳说聊斋》自二○○五年初开播后,受到观众们的欢迎,于当年暑假期间重播。二○○六年三月,山东电视台买来前十四集版权重放,在蒲松龄的故乡再次引发了“聊斋热”。
《大众日报》记者逄春阶想出个题目——《当代女作家和古代男作家的思想碰撞》,要我从女性角度谈谈聊斋研究。文章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跨越三百年的“芳龄”对话》,“芳”,指我马瑞芳;“龄”,则指蒲松龄。这个题目很别致,但我实不敢当。
说起来,我还真和蒲松龄有若干相同之处:都是山东人,都是教书匠,都喜欢舞文弄墨;但我们不同的是:他是古代的须眉作家,我是当代的女性作者——也正因为我是女性作者,才能以较为独特的女性视角,从读者非常熟悉的《聊斋志异》中发现新内容。
十几年前,我开始用女性视角诠释古典名著。一九九三年,中国社科院和法国社科院联合在北京香山举办中国古代小说国际讨论会。我带到会上的论文不是关于《聊斋志异》的,是一篇名为《〈三国〉〈水浒〉女性意识的空前失落》的文章,在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
我发言说,中国古代小说中,唐传奇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体现着鲜明的尊重女性、尊重爱情的意识,如《莺莺传》《柳毅传》等都是歌颂爱情的。在唐代,大自然的水都是为女人的爱情流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红叶题诗”,寂寞宫女把心事写成诗,写在红叶上,然后放在宫中小河里,流出宫外,被多情的书生捡到,成就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像《无双传》中写的那样,侠客可以为了成全女人的爱情而牺牲生命。
但是,到了中国长篇小说开山之作——《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女性意识便空前失落了。《水浒传》可以说是中国女性的耻辱柱,女性形象特别差。年轻的有四大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卢俊义妻贾氏;其余的年轻女性则多是些“夜叉”式的人物,如孙二娘、顾大嫂之类,扈三娘好一些,但还要嫁给矮脚虎王英;年纪大点的女性,则是些三姑六婆之类的俗人,像十九世纪英国小说里的那些令人讨厌的老女人。《水浒传》里上梁山的好汉,又有多少是被女人逼出来的?别的不说,像宋江、杨雄、卢俊义这些人,都是被女人逼上梁山的。
《三国演义》,则是女人的贞节碑,这里面的女人没有爱情,女人只是为男人的政治服务的。貂蝉懂得爱情吗?她只是用美色在为男人服务。《三国演义》的男主角诸葛亮没有爱情,
也没有家庭生活,是单层面人物,按西方小说理论说,是个扁形人物。真正的英雄,都不近女色,像关羽。好色的人则是奸雄,或者枭雄,像曹操和刘备。在刘备眼里,兄弟如手足,女人是衣服,甚至是可以成为“盘中餐”的——刘备逃亡途中,刘安就把妻子杀了,把她腿上的肉割下来,炒了给刘备吃,还说是“狼”肉。我看,像刘安和刘备这样的男人才是吃人肉的狼呢!
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有六个国家的男性专家先是称“马教授的观点非常新颖,很有创见,听了让人很有启发”,然后用“但是”一转折,责难起我来。法国有位大汉学家,甚至从孔孟之道开始讲起……
会议主持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教授问我:“马教授,你对大家的意见有什么回应吗?”我说,诸位专家的发言给了我很多启发,但是,我坚持我的观点,我还要在我的研究中继续深入进行这样的探索。当时,我把“但是”二字声调提得很高。接下来,我就把女性观点用到我已经进行了十余年的“聊斋”研究上。我在《文史知识》开过八年的“聊斋人物论”专栏,总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女性意识关照聊斋人物。
二○○二年,在南京举办的“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讨论会上,我提交了题为《蒲松龄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的论文。一年后,在“蒲松龄国际讨论会”上,我又以《蒲松龄的情爱幻想》为题发言。
我发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经常受男性中心的意识支配。这种意识如果不凸现,就会有好作品出现。像《王桂庵》这样的佳作,讴歌真挚爱情,以男女平等的爱情向“门当户对”的观念挑战,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一旦他的男权思想作崇,作品的思想艺术性就会降低。比如蒲松龄的很多名作中都带有非常颓废的男权主义思想,主张男权中心,男尊女卑,男子可以一妻多妾,风流快活,女人则必须从一而终,在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中,男女地位都很不平等。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为男人创造了一个情爱乌托邦:大自然的各种生物,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可以幻化成神鬼狐妖,来向书生、向男人求爱。比如,《嫦娥》里的宗子美娶仙女嫦娥为妻,纳狐女颠当为妾。一妻一妾非但不互相嫉妒,反而整天跟宗子美嬉戏,似乎生活在化装舞会中。宗子美以未见古代美人为憾,嫦娥执古代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