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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和汉族方位观的文化史比较研究:兼论当代呼和浩特土默特左
旗把什村蒙古族和汉族建葬传统

呼日勒巴特尔·悟哲德 1,刘晓峰 2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内蒙古呼
和浩特 010022)

摘要:当前国内、外关于民族认同探讨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本文所要关注的正是一
个民族在失去了本民族语言的条件下能否继续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此本文选取蒙古族和汉族的方位观念作为
切入点,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方位、方向观念是人类一种古老而又普遍关注的文化现象, 并总
是交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修建村落、宅院、庙塔、坟墓等等无不涉及到方位、方向,然而方位、方向却
很少会随着政治、经济生活甚至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改变。例如,从 13 世纪至今的蒙古民族,其社会、政治和宗教
信仰发生过众多变革,但西为尊的基本方位观却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本文深入比较一个
蒙汉杂居村落中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方位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失去母语的蒙古族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情
况。
关键词:方位观;方向观;建葬传统
中图分类号码: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当前国内外关于民族认同探讨的基本角度是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本文所要关注的
正是一个民族在失去了本民族语言的条件下能否继续传承和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为此本
文选取蒙古族和汉族的方位观念作为切入点,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比较研究。
方位、方向观念是人类一种古老而又普遍关注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是和人类日常生活分不开的,
人们修建村落、宅院、庙塔、坟墓等等无不涉及到方位、方向,然而方位、方向却很少会随着政治、
经济生活甚至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改变。例如,从 13 世纪至今的蒙古民族,其社会、政治和宗教信
仰发生过众多变革,但西为尊的基本方位观却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向更加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而如
山西移民蒙古地区的汉族虽与蒙古社会相互交融,但其方位观念却几乎未曾有所变化。当然,我们
在这里并非是单纯讨论蒙古族和汉族方位尊卑意识的沿承,也深知这一传统意识有着复杂多变的发
展历史。笔者只是以大众化的方位意识为切入点,分析两个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形相互交融下
的文化变迁。细致比较蒙汉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方位观念的异同,并考察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一
个蒙汉杂居村落中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方位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失去本民族语言的蒙古族对本民
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情况。本文所要关注的是民族语言对民族文化沿袭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分析,
而关于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在下节将予以详细论述。
二、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
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贯被认为是研究民族认同的关键。一个普遍被接
受的看法是:民族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赖以传承的载体以及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和依据,是
维系一个民族的重要纽带。“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通过语言
来表现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1]本文中笔者并不反对这一提法,承认语言对文化传承所
起到的巨大作用。但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会用另外一些方式能够有意无意地保留、传承和实
1
践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创新(创造)与别的民族不同的,所谓自己的文化。有些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
认为语言、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并非截然等同,比如美国著名的语言人类学家萨丕尔( Edward
Sapir,1884—1939)提倡:“语言和种族不必相应,文化和语言的界线不一致”。基于此,本文立意的
假设角度为在某种条件下一个民族可以用别的民族语言来传承和实践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故而,
本文选取已经失去母语一百多年的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蒙古族作为分析对象,从其方位意识入手兼
与当地汉族进行比较分析来论证上述问题。
三、社会文化史
本文所采取的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文化史的角度。关于新文化史,学者周
兵引用新文化史发起人林•亨特提法:“新的历史探讨方向(新文化史)的焦点是人类心智,把它看做是
社会传统的贮藏处,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
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所。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
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
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而另一位代表人物彼得•帕克提到:“社会文化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