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刑法分析.docx

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刑法分析.docx竞技体育比赛的激烈程度和高强度的对抗,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国内外竞技体育赛场,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的伤害事件,其中不乏一些恶意伤害行为。例如1997年世纪之战拳王争霸赛上,泰森咬破霍利菲尔德的右耳;2012至2013年赛季联赛第24轮北京金隅对阵青岛双星的比赛中,吉喆遭到麦迪报复性的肘击;2014年巴西世界杯小组赛,苏亚雷斯在与基耶利尼的抢位中怒咬对方肩膀,等等。竞技体育中的伤害行为不仅威害了运动员的生命健康,降低运动员的技术水准,更可怕的是它会形成心理阴影,使得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在比赛中为了避免受伤,而不敢进行激烈的身体对抗,从而可能使竞技体育整体质量大打折扣。面对竞技体育中日益增多的恶意伤害行为,是否有必要动用刑法加以规制,竞技恶意伤害又该如何认定,无疑已经成为刑法学界和体育学界急需解决的共同问题。 1我国规制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立法梳理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以来,我国体育事业一路突飞猛进,但是相关的立法工作却相对滞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也仅有第36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体育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组织和开展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第49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委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子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在体育法法律责任一章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法律责任。我国理论界通常以正当业务行为作违法阻却事由[1],排除了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犯罪性,但在恶意伤害行为与正当业务行为的界限区分上,仍未有详实的论述使之与我国现行的刑法相协调。这致使许多竞技体育中的恶意伤害行为因界定标准模糊,被笼统划入正当业务行为之列,而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 2刑法规制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原则对于竞技体育中的伤害行为规制的问题,应当优先适用竞技体育内部的行业规范,刑法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最后手段性,只有穷尽行业规范以及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规手段的情况下才予以介入[2]。为此有必要将竞技体育中的伤害行为进行分层,按照伤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由低到高可分为超越体育规则所容许的竞技风险、超越民法和行政法所容许的竞技风险以及超越刑法所容许的竞技风险。三个层级作为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在处罚力度上呈层层递进关系,明确划分出了刑法对竞技行为规制的具体情况。 。是指运动员违反了比赛规则,但并未对其他运动员造成伤害或只造成了显著轻微损伤的行为。例如篮球比赛中的推人、打手、阻挡等犯规动作;足球竞赛中的拉扯对方队员、冲撞对方队员等犯规动作。该行为定性为普通犯规行为,只需用比赛规则进行内部调整和处罚即可。例如在国际篮联的比赛中,运动员打手会被裁判记录为普通犯规一次,当普通犯规累计达到5次时便会被驱离出场。 、行政法所容许的竞技风险行为。前者是指违反了比赛规则并产生了伤害结果,但对伤害结果的发生持过失心理态度的行为。例如足球运动中背后铲人犯规,致他人骨骼断裂。除了当场受到比赛规则的处罚外,场下也只要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后者是指漠视体育道德的技术性犯规。例如篮球比赛中辱骂裁判员,拳击比赛采用臂部肘部攻击、膝部顶击。该行为除受到职业道德上的谴责和比赛规则的处罚外,还需要在比赛结束后对其进行一定行政处罚,例如给与罚款、禁赛、取消参赛资格等处罚。该层竞技风险行为可定性为一般违法行为,社会危害程度并不严重,仍未超出民法和体育法的调整范畴,由法院令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有关行政主体做出相应的处罚即可。 。是指故意违反比赛规则并造成了重大损害结果,且对伤害结果的发生持故意心理态度的行为。该行为可定性为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严重,远远超出比赛规则的可控范围,唯有刑法介入才可予以惩治。界定此类伤害行为,除了从结果的损害程度上加以判断之外,还应当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只有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的结果,仍希望或放任行为且制造了这种风险,才可定性为此层风险的伤害行为。将竞技体育中的伤害行为进行分层,能够兼顾内部救济和外部法律调控,构建了一个由内向外、自外而内的互补式体系。在明确了比赛规则可控范围的同时,为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的介入疏通了渠道,从而更好地保护了运动员的个人权益及体育事业的有序发展。 。竞技体育中的伤害行为形式多样,所侵害的法益也不尽相同,对于该伤害行为的识别和认定,可以从以下5个特征进行把握。 。指伤害行为必须发生在合法的对抗性竞技体育比赛中[3]。竞技体育分为技巧性竞技和对抗性竞技,前者像羽毛球、跳水、体操因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在此不在讨论范围内。此外伤害行为还必须发生在合法的体育竞技中,如果是非法的体育竞技,例如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