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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市场与权利资格赎买陈映芳摘要: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社会分层制度,是一种等级间可流动的身份制度。它是国家实施权利功利主义的结果,其不公平的实质在于它是对部分国民的权利资格的剥夺。近三十多年来,虽然各种社会流动渠道被开放,但各级政府保留并不断更新了身份等级系统,同时开始经营各种形式的身份交易市场。农民及社会下层为了实现地位的上升流动,获得公平的再分配机会,需要通过身份市场去赎买权利资格。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再造的重要机制之一。关键词:身份等级制权利资格身份市场围绕当今中国“社会不公”的各种制度及其现状,学术界不乏热烈的讨论、尖锐的批评。这其中,笔者注意到,不少学者虽然提出了对社会公平、权利平等的价值诉求和制度改革建议,但是他们在说明中国社会当今为什么迫切需要重视公平/平等原则这些问题时,却往往采取了功能主义的路径:“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等等。如在有关两极分化的问题上,;在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固化这一问题上,学者们或者强调开放的流动渠道作为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或者强调社会流动作为一种市场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在乡村贫困问题上,有学者强调了让农民富裕起来有利于拉动内需市场的主张;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有学者认为现有状况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在农民工问题上,不少学者正在强调二代民工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预测……可以认为,采用这样一些阐释路径,部分学者所基于的可能是与国家需要相衔接的叙事策略,或基于干预社会的角色责任。也有的学者所表达的, 可能是其自身真实的价值立场或思考角度。在对社会事物的判断中,或在社会问题的建构机制中,价值判断与功能判断是两种不同的路径。虽然,当某一事物(行为、制度或现象)明显背离社会的基本价值时,人们有可能出于功能考虑而作一定的妥协,但任何真正良性的(对社会具有正面功能的)制度或行为, 多是以该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原则、道德基础作为依据的。所以,当我们需要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状况作出判断时,公平正义理应成为我们基本的思考角度和主张依据。同时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道德基础及权利状况等,也应该成为我们基本的分析维度——它们不只可能是社会危机或经济风险之源(因此才需要关注),它们本身即是每一个社会的重要系统、核心要件。另一方面,学者过多地依赖功能主义的叙事路径,不仅可能对学术思想本身造成损害, 而且也可能助长决策者的功利主义倾向。以今日中国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制度而论,诸如户籍制、教育制度以及各地城市的社会吸纳/社会排斥制度等等,各种新旧法律及政策的创立和维持,其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决策者所强调的合理性,往往正是它们的功能性:国家早日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城市秩序的需要、经济竞争的需要、城市化的需要……在这样一套以功能需要为合理性来源的决策模式中,诸如公平、平等这些价值原则(它们通常是革命党的道德制高点,也会是选举政治中最基本的执政承诺),都成了可以被牺牲或可以被延期支付的次要价值。而学者们的上述问题论述模式,仅就形式而言,在将“社会公平”、“权利平等”视为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这一点上,与决策者对既有制度的合理性论证,基于的是相类似的逻辑。在整体本位、国家本位、效率优先等基本价值立场上,存在同构的一面。一、等级间可流动的身份制度关于当代中国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