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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校史：文化校史
[摘 要]文化校史是不同于传统型校史的另一种校史写作形态。要写好文化校史，必需努力做到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进而面对知名人物、面对经典大事、面对民间语文。在相当程度上，民间语文作为落实有故事、有理念、有文要指的是曾经在本校工作和执教过的名校长、名学者，“故事”主要指的是始终或一度流传于本校的老掌故、老传奇。一所知名高校之所以“可信”，是与它有其锐意创新的校长、情深学术的教授密不行分的；一所知名高校之所以“可爱”，是与它有其令人感怀的遗闻逸事、经久不衰的校内传奇紧密相关的。由于有了高山仰止的名校长、名教授群体，其“可信”塑造了一所高校的“标志”；由于有了景行行止的遗闻逸事、校内传奇谱系，其“可爱”演绎了一所高校的“风格”。“可信”孕育了“可爱”，“可爱”巩固着“可信”，“标志”造就了“风格”，“风格”护卫着“标志”。由此可见，人物与故事在文化校史中当是有机统一的，有意义的人物必将关联着好玩味的故事，好的故事必将基于真实的人物而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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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校内”是脱胎或者取材于“地上的学府”的，一所知名高校的文化校史无不具备两种形态：首先是作为历史本体的“实史”，亦即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其次是作为历史书写的“编史”，亦即后人对于过往历史的记述。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实史”是活在“编史”之中的，既往的历史由于当代的阅读、口述而获得传播。正如黄天骥教授回忆他1952年刚刚考进中山高校中文系的情形所说：“我们从进入康乐园的第一天起，就盼着和老师见面了。新生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总会打听将有什么样的老师给自己上课。接待新生的师兄们，也会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老师们的故事，绘声绘色地给后生小子们介绍。那时候，人们谈论最多的名字是陈寅恪、姜立夫，还有容庚、岑仲勉、杨荣国、胡金昌、周誉侃、曹廷藩、徐俊鸣、罗克汀、王力、陈心陶、陈焕镛、梁伯强等教授。大家既景仰，又觉得有点神奇。”
所谓“实史”活在“编史”之中，好像又可分为两种状态：其一是口述状态，其二是读本状态。许多校史故事可能从来就没有用文字记载过，但它们却一代接一代地被口传下来。我们的确无法否认“口述”巨大的传播功能，但是，“读本”特定的引导功能尤为值得重视。缘由在于，假如一所高校拥有了一个或几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那么，其校史的人文传播就将在系统性、感召性方面取得不行估量的效果。在纯粹学问的层面上，亦即人们如何学问地把握校史上的人物与故事方面，“口述状态”是零碎的，“读本状态”则有可能达成系统性；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亦即人们如何才智地领悟人物与故事之于现代人生的精神支援方面，“口述状态”难免是神奇的，“读本状态”则将尽其力气呈现高校精神的智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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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状态”优先于“口述状态”当然只在相对的意义上成立，在肯定的意义上则是“口述状态”强大于“读本状态”。“相对”地说，一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在学问性、才智性上的作用，是任何一个个体的随处说法无法比拟的。“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惟有通过很多人的阅读和口传，才能真实地实现其传播目的。一旦明于这种辩证关联，亦即作者只是读者的最初引渡者，读者才是作品的最终裁判人，那么，用美丽的文学笔法去叙述故事，以高校的精神理念去勾画人物，就责无旁贷地成了文化校史的叙事策略。
文笔美丽，方可在形式上俘虏读者；境界深邃，才将在内容上激励读者。为了确保一所高校的文化校史既文笔美丽，又境界深邃，其写作者的选择与确认是相当关键的。这个作者最好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出身的，尤其必需长期地在这所高校学****或工作过。从最抱负的角度看，他最好首先是这所高校的同学，然后是这所高校的老师。这个作者不仅必需拥有这一“基本条件”，而且更需具备“工作力量”。所谓“工作力量”，一是指史料功夫，他必需擅长使用有意的史料，还得擅长发掘无意的史料；一是指布局谋篇功夫，当文化校史被设定为阅读性强、感染力大的散文式样时，他必需有足够的才智与技巧去处理人物与故事在时间与空间上可能消失的种种混乱或冲突；一是指理念内化功夫，他必需能够将一所高校薪火相传的高校精神有机地而不是生硬地播种于字里行间。就此而言，一部优秀的文化校史未必会是集体性作品，“单枪匹马”可能比“群策群力”要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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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正如笔者在2021年6月于浙江高校举办的“《中国高校文化百年讨论系列丛书》编研会”和2021年5月于中山高校举办的“其次次中国高校文化百年讨论学术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个案讨论意义上的文化校史写作，必需强调“三个有”，亦即“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有故事就是要用历史的方法收集材料——是为“立象”，有理念就是要用哲学的方法分析材料——是为“抽象”，有文采就是要用文学的方法运用材料——是为“形象”。建基于“三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