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引言
没有具备一定价值的作品,也就谈不上具备一定价值的作家。即使民间
史诗,有了作品的物证才说得到创制与口头上以至书面上流传的(以及在流
传中创造性加工的)无名氏集体与个体。没有莎士比亚名下三十六部的戏剧
(包括部分显然与别人合作的以及仅仅捅写了几段台词的),文学史上也不
会有这位世界大名家的地位。而《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和
《麦克白斯》从十九世纪以来已经被公认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尽管
还有人(包括译者本人也曾一度)尝试撇开《麦克白斯》,终还不能否定其
(“四”而不是“三”)为莎士比亚悲剧的中心作品以至莎士比亚全部作品
的中心或转折点以至最高峰。别的且不说,就莎士比亚悲剧而论,各时代、
各人的好恶且不说,就二、三百年来已成传统的反应而论,客观上恐怕难于
否定这四个“最”字称号:《哈姆雷特》——地位最重要: 《奥瑟罗》——
结构最谨严;《里亚王》——气魄最宏伟: 《麦克白斯》——动作最迅疾。
“四大”就“四大”吧,虽然谁也不知道莎士比亚自己怎样想,他只是被公
认为写了这四部悲剧而已。
凭莎士比亚戏剧本身来进行分析、评价,是综览莎土比亚作品所可遵循
的基本道路。只有从剧本里才会最可靠的窥见莎士比亚思想与艺术的来龙去
脉。
当然,反过来,没有威廉·莎士比亚(—),也就没有这些不
朽的剧本以及也重要的那一集十四行体诗。莎士比亚的生平资料极少,完全
可以理解。关于他的文字资料既不少于旱他三百年的我国戏曲家关汉卿,又
不少于晚他二百年的我国《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过去,中外皆然,编戏、
演戏固然是“贱业”,写小说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在贵族出身的
曹雪芹场合也罢)。西方一代代学者,参证各代舞台上的实践以及伊丽莎白
时代的历史背景,经过二、三百年的曲折道路,对莎士比亚戏剧文本,进行
苦心校勘、汰洗、增补,进行整理,作出了接近定局的贡献。虽然时至今日,
也随时还有人妄图否定莎士比亚其人或妄测其作品出于别人之手,耸人听
闻,那已经不值一顾。一条粗略的线索,看来合情合理,无法抹杀。莎士比
亚从故乡斯特拉特福德镇市民家庭出生,略受过初级教育,到首都伦敦找出
路,执卑微贱役,而登台“跑龙套”,而编脚本,而作戏班子股东,而出入
宫廷、王府,而积攒一笔钱勉强为家庭摆脱“白衣”门面,而回家乡退隐告
老,这一连串轨迹,已经为世所共认,约定俗成。恐怕也只有这样,莎士比
亚名下的剧本写来显得对田舍俗物、豪门贵胃,同样熟悉(曹雪芹的熟悉道
路显然是倒过来的,而且对封建时代晚期社会下层只是一瞥到本质表现而
已)。这点了解,显然反过来也有助于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何以具有那么突出
的意义与工力,那么突出的深刻性、丰富性、生动性。
文学作品又总是时代的产物。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位待剧天才已经
受“大学才子”辈嫉妒、奚落、漫骂为“暴发户式的乌鸦”,用他们这些人
的“羽毛装点自己”。的确,当时这个“打杂工”,无非为餬口,亦即应社
会上、下层的需要,于这种编戏的行当。他虽然也知道一些西方古典戏剧教
条,对中世纪民间戏剧传统有所继承与翻新,对同时代戏剧凤尚有所沿袭,
而当然不知道后世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说法,当然更无从想到现代西
方不断标新立异、叫人眼花撩乱的烦琐文学理论、解剖活人的文学批评,当
然也不可能预先明白这一个多世纪以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的权威理论家
所谓“反映论”、“世界观”、“创作方法”等等。但是从莎士比亚名下的
大多数剧作(因为一部最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也总有败笔、漏洞、松劲处,所
以不可能是全部剧作),从这些剧作本身看来,总不能不承认作者极有头脑,
深怀激情,掌握了多种表现手法。他的同时代人,剧坛敌手,同行知已,不
仅有实践而且有学识的本·琼孙说他是“时代的灵魂”这一句话(及其下句),
就是最早指名道姓的评论精华,超出了后世西方资产阶级全部浩如烟海的莎
士比亚评论,颠扑不破,甚至符合后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论。就算是偶
合吧,巧合吧,折射吧,曲射吧,不计针对时事的影射(那在有长远价值的
文学作品中是低级的),哈姆雷特所说(这不是莎士比亚借他口所说又是什
么?)“演戏的目的,从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
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
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里亚所说“这个⋯⋯大舞台”,也只举例说(还有诸
多“梦”呀、“幻”呀),除了说“反映”还能叫什么呢?莎士比亚戏剧里,
不大见诸字面,更多寓诸内涵,总处处有当时社会趋势的本质反映。
而那个时代,十六世纪与十六世纪的交迭年代,伊丽莎白(一世)朝与
詹姆士一世朝的交替年代,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决不能期望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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