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五四运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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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使馆表示抗议时,却遭到使馆巡捕的无理阻拦。学生们悲愤至极,决定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算账。他们直奔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学生们蜂拥而至冲进曹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学生们余怒未消,又放火烧了赵家楼。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进行***,当场捕走学生30余人。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实行总罢课,他们发通电、散传单,走上街头进行演讲,要求释放被捕同学。6月3日,2000多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反帝爱国宣传,遭到******。反动政府压迫越甚,青年学生斗争越烈。北京学生点燃的反帝爱国怒火,迅速燃遍了全国各大城市。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个城市的数百万学生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的行列,形成了空前的革命洪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唤起了民众。从6月5日起,上海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达六七万人。其中,沪宁、沪杭两线铁路工人大罢工,使交通一时瘫痪,影响很大。接着,南京、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政治罢工。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下,6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下令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迫于社会各界的反对,不得不拒绝“和约”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完全胜利。那么,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到底是由谁领导的呢?***对此有过明确的结论。他说:“(此时)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19]称陈独秀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仅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舆论等方面的准备,而且直接参与发动了5月4日的上街游行示威。月4日,陈独秀为《每周评论》写了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评论,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即巴黎和会及国内正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的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起来直接解决不可。”[20]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21]正是这个小组,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从5月4日到6月上旬,陈独秀利用《每周评论》这个阵地,组织舆论支持学生的斗争,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陈独秀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为五四运动呼号,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各类文章和《随感录》多达四十篇。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陈独秀愤怒地指出:“啊,现在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若还不要脸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又说为政客利用煽动……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像这样下等无耻的国民,真不应当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22]对于日本公使要求北京政府取缔反日言论和过激言论的蛮横无理的照会,陈独秀也给予有力的回击:“有一班好说直话的人,以为小幡公使的照会,不是对等国的口气,简直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长官申饬的命令,未免太不客气了。”他还进一步告诉人们:“曹、章、陆等亲日派固然有相当的罪恶,但是他们不过是造成罪恶的一种机械,种种罪恶的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我们也不必专门怨他。”[23]这就向人民指明:要把反对曹、陆、章这般卖国贼和反对整个卖国政府、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结合起来,把反帝斗争与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6月3日,北京学生上街演讲,八百余学生又遭***逮捕,分别关押在北***科讲堂和理科宿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竟成了拘留所。消息传出,陈独秀无比愤慨,对被捕学生十分关切。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24]这篇富有哲理的檄文,一时间成了青年的座右铭,鼓舞人们在与反动政府斗争中要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气概,也充分展示了陈独秀推崇科学与文明、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坦荡胸襟。陈独秀这位敢说敢为的五四运动总司令,在群众运动的鼓舞下,像一位普通的战士一样,也“直接行动”起来了。当五四运动波及全国三罢斗争日益高涨时,他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译成英文。并连夜同高一涵到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权”等五项要求,并声明:“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25]《北京市民宣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斗争纲领,击中军阀政府尤其军阀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以及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等卖国贼的要害,引人注目,影响全国,鼓舞人心,指明了人民斗争的方向。陈独秀的“直接行动”,早已引起京师警察厅注意并密令各区署严密监视。在此之前,即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于5月9日晨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道:“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恶浊之社会也。”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早就被北洋政府看做“过激派”的首领,然而,他明知处境险恶,但他仍像普通战士一样带头参加示威游行,带领学生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可以这样说,陈独秀以他在思想界享有的崇高声望,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亦无与伦比的作用,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总司令。三、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首倡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设计师和创始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绩,在于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由于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离开北京。1920年2月,当陈独秀离京南下赶赴上海时,曾和李大钊密商“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26]。因此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创党”之说。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则大大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进程。1920年4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遣代表来华,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俄籍教授柏烈伟找到了李大钊,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27]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产业工人最为集中,力量最大。在五四运动中,上海沪宁、沪杭两地铁路工人大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因而上海具备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雄厚的阶级基础。而在当时,上海已经聚集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上海又具备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上海发起组的建立不是偶然的,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首先考虑党的名称究竟是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他主动写信同李大钊商量,李大钊复信转告了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决定就叫“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共8人。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28]。月底,陈独秀要由沪返京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意见“无保留的表示赞成”[29]。这样,192010月,李大钊、张国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长沙党组织的建立,是与陈独秀的具体指导分不开的。***曾经这样说过:“陈独秀对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30]。陈独秀函约***在长沙建立组织。1920年底,***、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建立党的组织。武汉的党组织也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1920年夏秋之交,“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回武汉,他在上海同陈独秀会谈了几次,陈独秀即吸收刘伯垂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31],刘伯垂到武汉后,分别找到董必武、陈潭秋等人。1920年秋,武汉党的组织建立。济南党组织的建立也离不开陈独秀的指导。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王乐平是五四时期济南地区著名进步人士,与陈独秀过往甚密。王当时是山东省议员,他本人没有加入组织,向陈推荐了在济南一师读书的王尽美和在济南一中读书的邓恩铭,于1921年初发起成立了济南党的组织。广州党组织的真正建立,更是在陈独秀的直接干预下进行的。陈独秀函约北大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在广州建党。1920年9月,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成立了包括他们二人在内的共产党组织,共9人,其中7人是无政府主义者。1921年初,陈独秀来到广州,要求无政府主义者放弃原来立场,遭到拒绝。于是,陈独秀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于1921年3月在广州重建党的组织,将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去。海外旅日、旅法支部的建立也与陈独秀有着莫大的关系。1920年6月,陈独秀面嘱东渡扶桑的施存统到日本东京建党。不久周佛海也到日本,建立了旅日支部,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1920年12月,陈独秀还委托旅法的北大教员张申府在法国筹建共产党小组,张申府发展了刘清扬、***入党。1921年春,陈独秀又介绍了赵世炎、陈公博赴法,于是,1921年3月,旅法支部建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发起组一直起着联络中心的作用。“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32]。陈独秀不仅从理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做了大量具体的建党工作,“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织。”[33]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34]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最早倡议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为之作出卓越贡献的陈独秀、李大钊,因工作关系,无法分身,没有参加会议。大会讨论了陈独秀亲拟的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系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一切中产阶级政党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划清了原则界限。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陈独秀出任中国共产党的首任领导人,可以说是众望所归。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被誉为民主科学的“旗手”和思想界的“明星”,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大会还是选举他担任党的总书记”[35]。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36],“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37]。不管陈独秀后来怎样,对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我们必须肯定。我们应该用文化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民族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陈独秀。陈独秀不愧为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不仅是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设计师、缔造者和创始人。注释:[1]、[2]、[5]、[6]、[8]、[9]、[10]、[11]、[12]、[13]、[14]、[15]、[16]、[20]、[22]、[23]、[24]、[25]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版,第73页、第91页、第79页、第98页、第107页、第132页、第78页、第265页、第138页、第137页、第145页、第148页、第155页、第403页、第395页、第424页、第425页、[3]参见《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0页。[4]、[7]参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26页、[17]参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29页。[18]参见《***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88页。[19]***:《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参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21]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6页、27页。[26]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参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25日。[27]、[31]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参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312页。[28]、[32]李达:《李达自传》,均见《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第2页。[29]、[3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8页和104页、第90页。[30]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页、133页。??[34]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参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35]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参见《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5期。[36]***:《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参见《***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3页。[37]***:《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参见《***选集》合订本1964年版,第1249页。?????本文2009年4月入选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表于《中共党史论丛》第五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2011年12月获南通市委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