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民神关系发展历程及民本思想形成.pdf

该【先秦民神关系发展历程及民本思想形成 】是由【青山代下】上传分享，文档一共【5】页，该文档可以免费在线阅读，需要了解更多关于【先秦民神关系发展历程及民本思想形成 】的内容，可以使用淘豆网的站内搜索功能，选择自己适合的文档，以下文字是截取该文章内的部分文字，如需要获得完整电子版，请下载此文档到您的设备，方便您编辑和打印。先秦民神关系发展历程及民本思想形成一、重神轻民时期上古先民在尚未步入文明社会之前,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为了抵御灾害和获取生存必需品,每个人只能也必须结成平等互助的关系,才能为自身的生存创造更多的机会。因此组成一个“群体”也自然成为所有人所能选择的唯一有效的生存方式。[1]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认识事物的能力极为有限。在“万物有灵”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因敬畏而产生了宗教崇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古先民由最初的原始群发展为农耕聚落,继而发展为部落,再进一步发展为部落联盟。史学界多数学者把颛顼时代的社会性质界定为“部落联盟”。当时的部落联盟是由不同族别和不同政治集团的“百姓”“万邦”组建而成的。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或神灵信仰,为了神化最高首领的权威地位和体现部落联盟的合法性,至上神崇拜便应运而生了。最高首领的权威由至上神赋予,对至上神的共同崇拜就成为了部落联盟存在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合法性的依据。统治者在民众心目中建构起对至上神的崇拜的同时,又必须把祭祀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为了永久保持这种特权,统治者必须斩断民众与天神的直接联系,使民众把对天神的依赖和畏惧转移到自己身上。在颛顼时代就进行过一次“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国语?楚语下》记载: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读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黜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3]此次改革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明确分立了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信仰体制。[4]颛顼时代确立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的传统不仅为夏、商、周所继承而且又有新的发展。夏商以后王权专制更加强化,尤其是在商代对天神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在其国家政治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巫卜等形式向鬼神问吉凶是殷商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这在许多出土的甲骨文字中得到了验证。关于商人神灵崇拜的研究,前辈学者提出了许多极富创见性的观点。郭沫若认为在殷商时期已有至上神的观念,起初称帝,后称上帝,殷周之际又称天。至上神即商民族的祖宗神,也就是卜辞中的“高祖夔”。商人把自己的图腾移到天上去,成为天上的至上神。张光直认为,卜辞中关于“帝”与“上帝”的记载很多。“上帝”一名表示在商人的观念中帝的所在是“上”,但卜辞中绝无把上帝和抽象的天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卜辞中上帝与先祖的区别并无严格的界限,殷人的“帝”很可能是先祖的统称或是先祖观念的一个抽象表达。在周人的观念中也有上帝,周人的上帝也是至尊神,但周人的上帝与“天”的观念相结合,而与先祖的世界之间有着明确的界线。王晖认为根据商代的卜辞记,上帝述既是自然界的主宰,也是商民族的祖先神。商代的上帝与祖先神是统一的,殷人的上帝就是至上神,是殷人把祖先神和自然神结合在一起的主神。从部落联盟发展到殷商时期,在统治者的思想观念里,天神、祖先、人王三者的权威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他们垄断对天神、祖先神的祭祀权以强化自身的权威。以至高无上的神权来证明和保障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一直到殷商时期,整个社会尚处于神本时代。与天神沟通的权力是统治者所独有的,且由天神所赋予他们的统治权威也是万世不移的。这种统治模式直到西周建立以后才发生改变。二、神民并重时期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8]如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周代对商代既有延续也有变革。繁缛的祖先崇拜与上帝观念即为周人所继承。[9]但在宗教意识形态方面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殷商时期对上帝和祖先的崇拜,仍残留了图腾崇拜的遗迹,因为它们是专属于商人崇拜、敬祀的对象。而周代宗教的发展变化则体现在“神”或“上帝”角色的转变。即由原来氏族部落专属神祗变为天下所有部族的神祗。商周两代的统治者虽然都强调王权的合法性来自天帝,但与殷商所不同的是,周代统治者在继承“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的合理性的前提下提出了两个新的命题:其一是“天命靡常”,其二是获得天命的依据在于德。《尚书》中“天命有德”就表达了天授命于有德者的思想。殷商时“帝”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在周初已被结合天意与人事的“德”所取代了。鉴于殷商政权覆灭的教训,周朝统治者更加重视民在维系政权中的作用。“德”正是他们在反思尊神敬鬼的殷人亡国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成果。他们认为要维护国家的长久统治就必须加强德治。因为认识到了“天命靡常”的道理,于是确立了“敬德保民”的统治思想。《尚书?召诰》曰:“肆惟王疾(亟)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在诰命中,周公反复强调要以“敬德”来祈天保命。如果说巫祝降神是殷商以前旧宗教传统的主要特征,那么在西周的正统思想里却把巫祝降神的“神通”转移到“德”之中了。“德”是出现在殷周之际思想变革中的新元素,一方面它延伸了殷商宗教传统里的天命观念,另一方面又催化了周初的理性精神。在周初的政治思想中,“德”成为了天命、人道、天意、民意之间的中介。也正是“德”的观念的提出,为重神向重民思想取向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以西周建立为界,重神轻民开始向民神并重的阶段发展过渡,在神与民的关系中渐趋凸显了“民”的重要性。在周人的思想观念中唯有“以德配天”方能长久保有天命所授的统治权威,“天治”与“民本”的结合成为西周时期主要的政治文化特征。如果说在商代祭祀上帝与祖先神的权力是被商王所垄断的,上帝天神与民众是不发生直接联系的,那么在周代,天神要聆听民众的心愿和想法,民众也可以把愿望和祈求直接告诉天神,也就是所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神不再只是人王统治民众的工具了,而是成为反映民众意愿,监督人王统治的工具了。民的意志与神的权威产生了微妙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殷周更替无疑是推动民本思想飞跃发展的重要历史动因。三、重民轻神时期西周晚期以后,随着周天子地位渐趋衰落,加之自然灾害与政治变乱频发,天神的威信也日渐降低甚至被质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出现了许多怨天尤人的诗歌;第二,反抗暴政的事件频繁发生;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知识分子提出许多批判性的政论。(一)民众对天神的质疑西周从懿王统治时期开始走向衰败,《史记》记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剌。”[17]由于人王统治无道,加之天灾不断,民众的处境极为困苦,不由地埋怨斥骂天神。《诗经》中就有很多诗句反映了这一状况。如:“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辅。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怃。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太怃,予慎无辜。”[18]这一时期“天”的神圣性已经受到普遍的质疑,埋怨天没给带来什么福祉反而降下灾祸。这实际上也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抗,同时也反映了传统天命观的日暮穷途。[19](二)反抗暴政事件频发在周厉王时期,因其暴虐的统治侵害了民众的利益而引发了“国人暴动”。与此类似的事件也相继在各诸侯国发生,民众的暴动足以影响到统治者地位的稳固甚至是生命安全。由此许多聪明的卿大夫逐渐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极力施恩于他们,收为己助,以强其宗,以弱公室,甚至凭此夺得君位。如公元前634年,晋、楚两国相争,卫君因为得罪了晋国想转而亲楚,亲楚势必招致晋国的讨伐,且卫国离晋国较近,亲楚决策会使民众利益遭受巨大损失,于是他们发动民变把卫君赶出了卫国。又如,在齐景公时期,当公室底下的人民以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归入公室,而仅以三分之一自给衣食的时候,齐国陈氏却以优于公室的实惠来收买人心。长此以往民众觉得陈氏比公室更值得拥戴。以致陈氏篡夺姜氏政权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20]民变的频繁发生使得王权统治的神圣性不断受到重创,这也极大地动摇了天命神权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三)统治集团内部的政论批判在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士人的政论中,在论及国家兴亡原因的言语中反映出他们对民神关系新的认识。如:《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随侯说:“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季梁正色而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21]《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有神降于虢国的莘地,周惠王问内史过是何缘故,内史过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太史史嚣言道:“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以上材料反映出民的地位被极大地抬升,出于对现实统治的维护,更多贤明之士认识到上帝鬼神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民心向背才是决定统治成败的关键。就民神关系而言,这种思想显然已经将平衡点向民偏移了,神的地位被进一步地弱化了。进入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各诸侯大国出于争霸的需要,更加注重对本国民力资源的有效运用,因此民众的地位和作用倍受统治者重视。民力资源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国君出谋划策的谋士群体;二是为国家提供兵源和税赋的普通民众。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评价战国士人的重要性时说:“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士人凭借其智慧和才能而倍受各国国君的礼遇和青睐。但普通民众更是保障一个国家存在的最根本的力量。另外,在从重神向重民思想演变大势中,民本思潮也因势骤然泛起。儒、道、墨、法等诸多学派对人的本性、价值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制度设计。各家学派所立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普遍认同民为王政之本的理念。各家学派都为民本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其中尤以儒家的民本思想最具代表性。例如,孟子为国君勾画出一幅“保民而王”的宏伟蓝图。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为神本思想完成向民本思想最后的转变提供了可能。各学派对民本思想的理论性提升,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亦为后世民本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四、结语综上所述,民本思想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以重大政局变化为契机的。颛顼时代通过“绝地天通”改革将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明确分离,至上神崇拜直至夏商时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周朝统治者吸取殷商灭亡教训后提出了“天命有德,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民本思想的产生也正是来自于统治者对现实政治的深切体会和对历史教训的深入思考,由此其思想意识逐渐由神本转向民本。而民本思想理论的产生也正是这种思维意识转变的体现。参考文献:[1][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11.[2][4]、哲学、伦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9,16.[3]徐元浩,,沈长云,[M].北京:中华书局,2002:512-515.[5]?历史编?青铜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2.[6][9][12][M].北京:三联书店,1999:264,305,307.[7][1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