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与刑事检察衔接问题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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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公益诉讼线索来源的刑事化、证明标准的刑事化。参见张嘉军:《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刑事化”及其消解》,《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2]参见胡铭,陈高鸣:《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与程序法回应——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切入点》,《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3]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私法基础与司法适用》,《法学评论》2021年第3期。[4]检察机关主张公益诉讼赔偿金是基于受到损害而取得请求债务人赔偿的权利。其虽并非直接厉害关系人,但为基于法律授权而拟定的诉讼参加人,因而其享有的是私法债权。[5]参见郭兵:《通过公益诉讼的个人信息司法保护》,《法治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4期。[6]参见马方飞:《协同治理,提速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日报》2020年10月27日。[7]参见徐缨、张萌萌:《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探索研究》,《中国检察官》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