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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家庭的情况得到缓解,大农场主和小地主感到困难,社会上形成了一个集团,他们的利润、财富和权利都是从他们的地产中获得,而他们获得这些财富和权利后,又将之大大扩展,向政府贷款,给一些仅有经商才能而没有资产的人投资。开采他们地上的矿产,改良耕地和出租耕地,他们同时居住在农村和城市,并且他们和城市上层交往的时间如同和农村邻居一样多,这种城乡结合、大城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传播,经济的流动性和社会人口的迁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发达的交通、便利的通讯及至今没有一个行政中心离海岸超过75英里的条件。这些条件有利地促使英国形成单一的、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印度那种碎片式的优势不同,英国已经靠组织保障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方向一致的民族国家,显示出了勃勃生机。4:..咸宁学院本科毕业论文:从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看管理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二、东印度公司在转移印度财富中的角色及影响收集以上两国数据的目的绝非为了表彰两国的天然因素和人文创造,而是借助以上数据观察两国对本国资源的开发方式和在这种方式的影响下形成的制度原理,并延伸解释这两个国家融合在一起的媒介物。这一媒介的出现和效用是人类历程中难以磨灭的记忆,关于它的记录、分析、评价和研究已经包容在各门学科中,甚至某些民间团体和个人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因为它的出现使原本没有关系的东西方两个国家难以分析开来。这一媒介物就是广为人知的东印度公司,它成立于1600年,关于它成立的原因,从成立那一刻起就一直有分析、怀疑、揣摩等相伴随,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盈利困难的英国商人出于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则偏重于对政治因素的谈论,他们认为英国商人有中国人入世般的传统观念欲夺取政权从事搜刮民财的事业,分析以上观点非本文所侧重。本文接下来将基于以上两国的情况展开考察东印度公司开发治理印度所体现的管理技术和组织水平,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宏观背景,首先要回溯到地理大发现甚至之前的历史,欧洲在中世纪末期的发展因东方的频繁扰攘,加之教主对经济的浓厚兴趣,迟迟毫无生气,这之间有相当数量的人受了良好的教育却就业无门,我们不妨把这类人统称为新智力阶层,他们区别于没有文化的农民和有财产的庄园主,与手持政权的官僚也不同,他们的优势是新的智力水平,即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这些人没有不动产,因而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生活在行政系统和地产庄园主之间,使他们的生活日益困窘,因而他们开始冒险出境,离开欧洲,最早离开欧洲的人都是一些仅带着脑袋出行的人,、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还有更早东行的利玛窦。他们凭借的就是广博的见识和丰富的知识,这是他们的成本,起初的出走仅是为了生存,生存是他们的原始动力,如果还有其他辅助动力的话,那应该就是神学灌输给他们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有一种普济主义颇能使人产生主动,它有一种如同使命般的改变异端的热情,可是摸石渡河的成功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新大陆的资源和东方古国的财富使他们大开眼界。这些分析表明,早期出境的欧洲人就是迫于生计而以智力投资境外的,到境外后,他们努力宣讲自己的欧洲见识,并诱使当地人配合设立了供他们宣讲的学校,由于东方医术特别是中国的医术模糊而不确定难以使他们放心,因此所到一地又必须创立医院,由于他们怀着改变当地人****惯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因此不曾去适应当地****俗。与国人强调的入乡随俗不同,他们往往“固执”,日常起居和建屋置地均沿袭西方人的做法,因此难以避免地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传播到了当地。在我的家乡,200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之乡”[10]的贵州省威宁县中水镇石门村考古表明,当地最早采用英文授课,最早建设了西方式的学校,最早建设了西式足球场;我母亲的奶奶直接受聘为当时传教士的厨师,她向我们亲口描述的西方人与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有天地之别,她说那些人有流利的表达能力,所用技术包括建筑、医术、教育效果立竿见影,深受当地人喜爱。较早到达中国的马可波罗和利玛窦凭借卓越的智力水平不仅在民间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还能取悦于当时的统治者,他们出行的效果远远超出了自身的期望。带着异域的尊重和报酬,他们得以衣锦还乡,于是引起了更多新智力阶层的注意,这些人凭借5:..咸宁学院本科毕业论文:从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看管理技术对经济的促进卓越的智力水平挑拨庄园主和国君获利为时已久,这种伎俩被庄园主识破,遭到强烈的排斥,于是他们开始另寻它途,就在这时,境外归来的人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于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齐聚一堂,准备东行,开启他们逐利的程序,这是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宏观背景,至于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炫耀所刺激,这些都显示不出理由的个性,还有技术的突破也并不能使理由服众,因为中国和印度的造船技术曾是领导力量。17世纪的印度,被西方旅游人士描述得近乎天堂般美丽而富饶,这个地方的人宗教虔诚且信仰复杂多样,种姓观念根深蒂固,人民极其忍耐,一味顺从上层安排,由于宗教和政治长期纠缠不休,经济事务疏于治理和调整,其时,民间财富有相当积聚(前述),商人开始有利可图,但统治印度的上层忙于分划权限和疆域,闹得沸沸扬扬,版图也已开始碎片化,显得四分五裂。这种局面使得一心向往东方的欧洲新智力阶层磨拳擦掌,加之当时冒险东来的欧洲人带回去的东方土特产成为稀罕之物,更是引起轰动,于是组织印度经济事务的责任荒谬地被东印度公司所担负,那么,面对这一富饶的、混乱不堪的印度,东印度公司怎样履行它的使命呢?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都属于新智力阶层的人物,他们在来印度之前就凭借智力取得相应的财富,这些商人的成功背景依然没有脱离开新大陆发现和海洋航线的确定,而新大陆的发现实质上是欧洲人关于财富神话的逻辑起点,这种起点给人们的映像就是到外面去将有无限多的发达机会,因此为人们冒险离境提供了新的希望和动力,它不仅预示着对人类总财富的重新估计而且难以回避的将掀起一场关于交通和人种移植的革命。当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时,辽阔的土地及丰富的资源不仅使他感到“妙不可言”而且由这种奇观导致的心情几乎不能压抑在心里,因此,他凭借这一发现,依赖销售我们今日流行的称为“知识产权”的信息,迅速富裕。这种现象促使欧洲的新智力阶层频频离家前往美洲,到达新大陆,他们毫无疑问将被当地的财富所吸引;因此,妄图整体将其财富搬运至欧洲,这些人中有很多也是英国人,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11],同年,伦敦的贸易公司根据英王的特许状,获得了在北大西洋沿岸北纬34度至41度之间的土地上的移民权,开始在詹姆士河口建立有一个炮台、一所教堂、几间薄板房的詹姆士城,1620年,“五月花”号轮船抵达马萨诸塞的达科德角港口,开始了根据地的开拓,1630年,马萨诸塞城建成。[12]整体搬移美洲财富至欧洲的行动是通过全球性的洲际贸易实现的,这场洲际贸易的训练场在欧洲,,欧洲的手工制品,如金属***和棉织品质地精良,而东欧的农副产品丰富,他们之间互通有无,形成了东欧人向西欧人供应农副产品以换取手工制品的贸易,日益显现出大区域分工的格局。今日东欧仍然留有农奴制的身影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经济形式随同新大陆的发现急速扩展,终于造成欧洲人扮演洲际贸易指挥者的角色,他们将制作精美的手工制品运往非洲,同时施用其一贯擅长的公关技能,将非洲大量人口船用至美洲,在美洲将非洲人有效地投入生产,其产品运回欧洲销售,从中谋取巨额利润。今日我们重读这段所谓三角贸易,尤其需要注意不要被国内某些史家一贯的诉苦****惯所左右,将历史写成“诉苦史”或“讨伐史”,在长期阅读历史书籍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大陆某些著史者把亚6:..咸宁学院本科毕业论文:从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看管理技术对经济的促进非拉史作为诉苦的材料,对欧美历史则一贯予以讨伐或谴责。这种写作方式流行长久必将导致历史的真相被遮蔽,正如意大利社会学家费勒弥所说的那样“道德作史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但是他不能解释事故”。[13]所以非洲人的长距离迁移在“小康社会”固然属于买椟还珠之举,但是在生存是“基本人权”的时代,能活下去可以在方式上有更宽泛的解释。要知道非洲人力资源丰富且廉价,欧洲人到来时,是受到当地统治者欢迎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欧洲人前来开发劳力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一则可以减轻就业压力,二则能换得欧洲人给予的钱物,三是对被移植者未尝不是一个机会。实际上很多非洲人挺配合的。我们从中应该学****的是欧洲人卓越的组织技术和管理能力。但是要说他们怀着立人、达人的目标前往非洲扶贫,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今日的非洲仍然是世界上最阴暗的角落,贫穷落后甚至饥荒还时有发生,有观点认为是洲际贸易和人口外迁导致,并迁怒于主持移民的欧洲人,这是没有多大道理的,今日的美国非洲裔较之他们的非洲兄弟境况是有目共睹的。到底是什么促使英人有那种奔波劳苦地组织移民和生产?我认为是他们牢固的盈利理念,前面说过他们在欧洲的崛起深受两种势力的煎逼,同时又受益于两种势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盈利的原始动力是生存的目的,辅助动力是当时宗教新势力提倡的“被上帝选中去履行发财致富的使命”,加上未开发区域财富的刺激,还有早已成熟的航海技术,将开发异域的热情推到极至。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无可避免的具备了这两种能力,这是他们敢于凭借几只船和并不多的人漂洋过海前往东方的关键。与印度乃至亚洲进行贸易对公司来说不是小菜一碟而是大象一只,面对着这有着悠久文明传统且财富巨大的印度,东印度公司将如何着手?首先,制定商业战略。为了使对印度的贸易有长足进展,公司懂事们确立了两点一线的商业战略和以夷制夷的管理策略,所谓两点一线,我们将印度和英国的两个巨大市场抽象为两个质点,英国商人往往是用商船在英国装载毛织品和金属等开往印度,因其异域所制,富有特色且质地精良,然而价格合理,使得一般人民也能消费,因此很多小生产者参与其中。和英国所售商品不同,印度主要出口胡椒、茶叶、咖啡等农作物,丝绸、瓷器是印度工匠在家里制作,这种两点一线的设计表明英国人方向明确,防范有力,安全有保障,并且有利于将垄断权坐实。另一个策略是在当地聘用代理人,达到我们国人一向热捧的“以夷制夷”的效果,为了扩大贸易范围,提高英国商品在印度的知名度,英商在直接同印商贸易的同时还给予他们代理销售公司商品的权利,这一政策受到了印商的欢迎。这是一个设计精巧的策略,对英商来说合理地利用了印商熟悉的客源和良好的销售网络。对印商而言,他们一方面从直接贸易中获得利润,另一方面还能从代销中获得更可观的利润,另外,他们还享受公司提供的安保并能从英商那里学会财务知识,金融技巧和审计方法。其次,建立后勤保障。东印度公司从海上进入印度就已经表明其海洋优势,因此他们的后勤也必须在海岸边获得重视,18世纪初,公司在印度东南部的海岸边租借了一块狭长的岸地以供船舶停靠和休整,后来建设为马德拉斯市,公司在这里可以进一步制定商业战略、修造船舶、培训技术人员、考察印度实情等等,为公司的科学决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公司通过向王公购7:..咸宁学院本科毕业论文:从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看管理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买辖地或者为王公提供安保等形式又先后获得孟加拉和加尔各答,在这些地方,公司进行了扎实有效的治理,他们履行了并不属于公司事务的职责,如人口统计、交通建设、农田水利改造等。这些举动的初衷是赚取更高利润,而效果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的治理情况备受邻地的羡慕,很多邻边土邦起初是公司的附属国,因其商人和知识分子较多时候接触英商并从中受益,故对统治者不满,且城镇人口大量向英领地迁移,最后被公司兼并,如奥德和奥利萨。1757年,公司卫队司令克莱武和海军司令沃森指挥的普拉西战役颇能说明商人在左右局势方面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当时的巨富赛特用3000万卢比收买了当地纳瓦布的军队统帅,[14]战争一开打,士兵只听长官的命令,结果两统帅不发布进攻和抵抗的命令,反而指挥其撤退,结局可想而知,这场被称为“占领印度的开始”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笔交易。同样的事例还有19世纪中期所谓的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公司接收到一封寄自孟买的贺信,上面签字的政要和商人达7500名,表示支持公司的统治,与公司共进退。因此,加州大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才说:印度被征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商人集团的崛起。[15]第三,制度建设。仅有技术层面的优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若干技术优势合并使其效用升级。我们知道,17、18世纪的印度,人口规模、农业成就、手工业和金融等都是很发达的,但是这些发达彼此之间互不相关,零碎而不成体系,通常情况下,相互之间的联系较少,这种情况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摩窝儿当局丧失威权,地方争权夺利,遍地关卡林立。二是农村耕作制度僵死,土地的流通价值被王公几乎锁定。因此虽然各方均能有相应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之间并不相关。相反,英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新智力阶层的冒险和经商以至宗教新势力对经济事务的浓厚兴趣,使得欧洲某些庄园领土被商人购买,并积极促使其增殖,这种现象培育了一种社会风气,致使人们将一切投入市场,最低层次的销售就是人自身的力气,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失去土地的农民,而其他各阶层均有效地参与了市场角逐,这些情事得以进行主要是国王与庄园主两大势力均试图争取中间派的支持,纷纷为商人们提供安全保护、确立知识产权制度、维护财产所有权等,如英国记载有偷袜子一双将被砍去手足一只,另外基督教支持勤劳致富厌恶好吃懒做,有史书记载英国有资本家说:3岁小孩就应接受工作技能培训,[16]这些条件是有利于英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而同时期的印度,经商这种促产增收的职业不受欢迎,在中国,商人则受到歧视。基于对印度情况的分析结合自身的优势,公司建立了防务制度,保护经商安全,同时还为印度商人提供保护,某些王公租借公司的士兵充任自己军队的教练,普拉西战役表明组建卫队是非常富有成效的。公司建立了双重管理制度,让当地统治者负责民事,公司主要负责经济事务,如财政税收等。1715年时,公司花3000万卢比购买了孟加拉的免税贸易权,[17]1764年,公司在孟加拉、比哈尔、奥利萨被授予“迪瓦尼”即收税权,建立了金融机构,设立铸币厂,所铸货币印度全境流通。改革赋税制度,将土地承包给那些有经营才能和资金的人,印度原来的税收属于行政系统的事情,纳税人主要为数量众多的农民,此时英国将收税权利出售,土地获得了流通价值,承包地产者每年向公司缴纳300万英镑,今后无论经营范围或盈利状况如何变化,缴纳数额依旧是300万英镑,[18]这项制度变革促使土地潜力得到发挥,促进了荒地的开垦,与土地相关的的产业也获得发展。这些情况都说明公司卓越的管理技术和组织水平是其优势所在而非单纯的机械设备和次生能8:..咸宁学院本科毕业论文:从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看管理技术对经济的促进量。三、东印度公司的管理技术和组织水平在印度的胜利沿着以上所举史实和我的分析,我们不禁感叹,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商业组织,何以能征服和管理印度达几个世纪之久?如果论及人数和设备,印度没有理由在这场角逐中失去优势,如果有什么可以作为注解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他们都“唯利是图”,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能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遥远的东方,能够发明出公司治理的科学方式,并延伸至经商贸易的各个细节,比如经理人才的雇佣就打破了地域限制从而使经营数量大增,这种方式发展到同印商的合作时效果更加明显,因为印度商人急需一个自由经商的环境和安全的保障。那个时代(17、18世纪),英国正是重商主义兴盛的时期,那时的欧洲在学术上、宗教上、教育上、法制上积极支持商人。1776年《原富》出版,为自由经商奠定了理论基础,充实了商人的头脑,鼓励了商人的勇气;宗教改革已然完成,新的宗教提倡创造财富,贫贱者无颜见上帝。当时很多商人凭借其卓越的经商才能开始经营政府,对政府的职能进行了重新认识,并主持改组,整个国家,政府首长像总经理,当做企业一样操作,效率得到空前提升,法制逐步完善。所以西方是商人政府,他们的利税来自企业,民众与企业的关系强于与政府的关系。那种唯利是图的心态导致行动上不断冒险,与此同时,他们更加珍惜每一分利润。换句话说,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