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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学家冯友兰
新理学家冯友兰
(1895-1990)一、立心立命继绝学贞下起元开太平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合家迁往南昌。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中州公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为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来思想。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