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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法律制度、信贷市场与贫困:以意大利为例
丹妮拉·法布里和马里奥·帕杜拉
(Daniela Fabbri 和Mario Padula)
为了研究意大利不太健全的法制对家庭获取信贷造成的扭曲性影响,考察贷款合同糟糕的执行情况会否影响信贷约束和债务数量,以及这种影响是否随家庭特征(如收入或财富情况)不同而变化,显得尤为重要。
低收入家庭和财富少的家庭最容易受糟糕法制的不利影响。原因有二:首先,他们最有可能在信贷上受到约束;其次,.糟糕的法律执行会降低低收入家庭的债务数量,而对高收入家庭没有明显的影响。这表明,意大利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具有配置效果,也具有再分配效果。
法院的运行效率被认为是影响信贷配置的,这背后的经济机制在丹妮拉·法布里和马里奥·帕杜拉(Daniela Fabbri和Mario Padula,2004)的研究中有具体描述。他们首先注意到,在意大利,家庭所签订的债务合同大多有抵押品做保证。与美国不同,在意大利,大多数债务存在担保,并且人们不把信用卡作为一种融资来源。在意大利,信用卡如同借记卡,其与个人支票很接近,区别仅在于所花费的钱需要在固定的日期(例如,每月15日)从支票账户或储蓄账户中扣除。
一般而言,充当抵押品的是有形资产,如住房。因此,他们假设,债权人对抵押品行使处置权存在一定的成本,并且成本高低取决于司法制度的运行效率。
比如,人们通常假设当资产发生转移时,司法制度会为其规定一个时限。由于消费者可以从资产保全中获利,每当法院在保障债权人的权利上动作迟缓时,消费者就会选择违约,而不是去偿还贷款。因此,当司法成本比较高时,消费者更有可能受到信贷约束;而司法成本高,意味着合同的执行质量差(Daniela Fabbri和Mario Padula,2004)。由于借款人的偿还意愿低下,银行为了降低违约风险,必然要提高抵押要求,从而造成信贷配给。另外,司法成本越高,信贷供给的总量就越低,因为银行为了补偿较低的资产变现收入,就会提高贷款利率。
为了对上述观点进行验证,需要引入一个指标,用以度量法院的运行效率。我们采用意大利各个司法辖区的案件积压率,作为衡量该辖区司法质量的代理变量。鉴于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法律的执行效果,而不是法律文本,用上述指标是较合适的。实际上,有关信贷合同的法律规则是全国统一的,但法律的执行情况(用案件积压率来度量),在不同的司法辖区却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意大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使我们可以将法律的执行效果从立法文本中分离出来研究。
关于家庭信贷的信息取自《家庭收入与财富调查报告》。我们关注两个变量:信贷约束程度和债务数量。与其他数据来源不一样,该报告使我们能够利用被调查人自行披露的信息来判别谁是信贷约束者,而不用依赖一些限制条件来做判别(这些条件往往不合理,而且存在内生性问题)。如果不使用调查对象自行披露的信息来做判别,那么,要想准确判别家庭是否在信贷上受到约束,需要通过剔除一些过度判别的限制条件,来将信贷的需求与供给分开。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限制条件,则可尝试按某一标准(如财富)对样本进行划分。但是,如果一个家庭的财富多少取决于其是否是信贷约束者,则这样做等同于内生地对样本进行划分。
我们定义一个家庭遭受信贷约束,如果它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今年,你或者你的家庭成员是否向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以及该申请是否部分或全部被拒?”
之所以选择使用微观经济数据,是因为宏观数据不能使我们将法律执行的效应与经济发展的效应分离开来。正如下文我们将要解释的,在信贷可得性、法律执行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在人均GDP比较低和法律执行比较差的地区,信贷约束的家庭所占的比例较高,而债务占收入的比重较低。而且,在意大利不同地区,法律执行的质量差异甚大;人均GDP越高的地区,其法律执行质量越高。除此之外,使用微观数据还便于我们引入司法辖区虚拟变量,以便控制地区层面的、不可观察的异质性。粗略地讲,每个司法辖区对应一个地区。在一些地区,如伦巴第(Lombardia)、坎帕尼亚(Campania)、普利亚(Puglia)、卡拉布里亚(Sardegna),司法辖区不止一个。而瓦莱达奥斯塔(Valle d’Aosta)被皮埃蒙特(Piemonte)的司法辖区管辖。。
最后,使用微观数据会使我们的分析不易受内生性问题的困扰,这是因为,一个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及其债务数量都不会对地区的经济和司法活动造成重要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法律执行质量的下滑会增加一个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同时,这种不利影响会随着家庭收入或财富的增长而有所弱化。对处于收入分布中最低四分之一组的家庭来说,其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从最差司法辖区的55%,下降为最好司法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