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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坚《反规划途径》
俞孔坚《反规划途径》
俞孔坚给部级领导干部的讲座——通向生态与人文理想
反思传统规划方法
传统的城市规划总是先预测近中远期的城市人口规模,然后根据国家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再依此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不同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这一传统途径有许多弊端,包括:
弊端之一,城市与区域的整体的有机性没有得到尊重。从本质上讲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建设用地规划,首先它就把土地划了红线了。这城市100万人口,就给你100平方公里的土地。法定的“红线”明确划定了城市建设边界和各个功能区及地块的边界,剩下的才是自然的地方,剩下的才是农业,才是林业,甚至连绿地系统也是在一个划定了城市用地红线之后的专项规划。它从根本上忽视了大地景观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缺乏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之间应有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就象文革中划分“五类分子”似的,用同样的理念来划分我们这块土地。土地被切割了。所以,传统方法忽略了大地是一个有机整体。它认为大地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它可以划出一块地来,说是“城市建设用地
”。
弊端之二,城市是一个多变的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所依赖的自变量(如人口)往往难以预测,从而规划总趋于滞后和被动,当然,也有“超前”的规划使大量土地撂荒。实际上都导致了城市扩张的无法和无序以及土地资源的浪费。中国五十年来做了五十年的规划了,差不多没有一个城市说是通过预测人口能够来科学地建城市的。深圳当时预测2000年的人口是100多万,并按此来规划,结果到2000年达到了700万,差距多大!北京更是这样,谁都没有预测准过,如果用统计学上的精确性来衡量的话,简直是荒唐。所以,用传统预测人口的方法来预测城市和以此为依据来规划城市,是不行的。中国五十年来,影响城市人口的主要是政策,政策变了,整个城市人口就变了。开始就是反对城市化的,上山下乡都是把城市人口疏解到农村。后来又鼓励城市化,现在又开始加快城市化、想尽各种方法推动城市化,城市人口迅速膨胀。所以说任何数学方法都不适用,那你这个根据人口的城市规划怎么可能是可靠的呢?所以这个方法论是错的。我们过去的城市规划大多数是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当然也有做的很超前的。比如北海曾经是很超前的,珠海当时也是超前的。结果你现在到北海去看看,你到珠海去看看,宽广的马路上长了野草,机场上长了野草,负债累累,整个是所谓的超前的规划。所以说方法不对,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是没法预测的。如果基于人口来确定你这城市怎么做规划,来所谓的量体裁衣的话,你这个衣服永远做不好,要么是穿紧身衣,要么是穿睡衣。

弊端之三,城市与土地的关系是颠倒的。也就是从本质上讲,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的建设用地规划,城市规划做了半天,做什么?它就是为了批地,建设用地规划,就是为了盖房子。城市的绿地系统和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是被动的点缀,是后续的和候补的。而且在现行规定里头,其它的规划是在城市整体规划框架下进行的,这本身就是错了。从而使自然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得不到保障,城市与土地的关系颠倒了。我刚才讲,城市本来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土地是母亲,城市是一个胎儿。古代中国“风水”就说,城市是个胎儿,城市的所在地是“胎息”。但是我们恰恰是先造胎儿再造母亲,大地好像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划到建设区以后,全部就是建设用地,自然就不存在了。哪怕是画着公园,这个公园也是要重新推倒旧有的植被,种上花卉,种上这个观赏植被,把它做成号称为公园的人工景观。自然植被的概念、自然地的概念是不存在的,自然系统的概念是不存在的。
弊端之四,不能适应城市开发与建设主体的转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城市建设主体已经从政府和国家,逐渐转变为开发商,到今天,我们的城市建设主体已不再是政府了。计划经济时代是政府自己做规划,自己搞建设,但现在可不是这样。现行的城市规划方法却仍然保留前苏联人传给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方法。现在是政府做规划,房地产开发商来建城市。但是开发商可比我们懂得土地的价值,
开发商懂得如何去建,我们规划师根本不明白市场,结果我们非要做规划,让开发商去建,非要给他规定这个盖什么,那个盖什么。规划师对市场不甚了解,却想着要控制市场,从而导致规划的失灵。这显然是我们在做不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没做。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该做的事情就是不建设用地的规划和控制,所以需要
“反规划”,就是首先我们应该确定不建设的区域和土地系统,该建设的东西让开发商去建设,不该建设的东西是政府要做的,由市长和规划局长代表公众去做,确定我们建设部门真正应该控制、应该保护的东西。所以说规划必须反过来做,不是说去做一个建设规划,首先应该做一个不建设规划,做一棵生命之树,让城市建筑和市政功能体成为这棵生命之树上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