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论文.doc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论文
权力与责任:关于“最好政府理论”的考证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这句名言历来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守夜人国家”等主张的经典表述。但如此有名的话最早出自何人?这却是思想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至今为止,英语世界最普遍的说法是:此话出自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但是现存的各种杰弗逊文集与书信中都找不到这段话。专门以搜集杰弗逊文字为务的美国杰弗逊遗产协会以及弗吉尼亚大学阿德尔曼图书馆杰弗逊电子资源库中也检索不到这段话。
1999年,杰弗逊遗产协会主席科茨(Eyler Robert Coates)鉴于查询此话的人之多,特在网上发表答贴,指出“几乎可以肯定”杰弗逊没有讲过这句话乃至类似的话。除了现存杰弗逊文献中查不到此言之外,科茨认为此话也不符合杰弗逊关于政治与政府问题的一贯思想。他引述了杰弗逊强调政府责任的许多言论,并总结说:“最小的政府最好”)是罗马建立“有效的公共福利制度的开始”。6马克思当年曾经有句名言:“现代的无产者养活社会,而古代的无产者被社会养活”,后者说的就是罗马共和国对公民中的贫困者(ploretariate,即现代西语“无产阶级”ploretarian的拉丁语源)承担福利责任。
公元前后之交,罗马的共和制度衰败并开始向帝国转变,经过元首(princip)制到皇帝(imperator)制,君权逐渐坐大而致不可制约。但是,从共和国的土壤上形成的罗马帝制的成立过程与东方多数国家不一样的是:在共和晚期的危机中“共和派”实际上是贵族寡头派,而依靠平民与军队的支持挑战贵族共和国的“民主派”领袖则在颠覆共和之后权力渐大,从“第一公民”(princip一词的本义)变成的皇帝。这一背景使得罗马君权的扩大是以“收买”“讨好”民众为主要手段的。终西罗马帝国之世不管君主实际上已经多么专制,没有一个罗马皇帝敢于宣称国家是他个人或他家庭的私产,形式上罗马帝位也一直不是世袭。因此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颇有“社会主义”色彩,君权需要显示自己的“人民领袖”身份,这就使得国家的福利责任随君权的强化而扩大。罗马公民在整个帝制进程中政治上虽然日益消极,享受的福利保障却比共和国有增无减,实际上是被皇帝收买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面包与马戏
”(Panem et circenses)就成为新兴权力对民众的刚性承诺,即国家不仅要对公民的物质生活(“面包”),而且对公民的精神享受(“马戏”)都要负责保障。
在“帝国黄金时代”,罗马政府掏钱搞的公共娱乐设施(决非像我们的颐和园戏台那样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娱乐活动越来越频繁。为承担福利责任,国家靠战争、索贡等方式来自外部的收入已经远远不够,帝国初年已经实行了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7皇帝尼尔瓦建立的alimenta(儿童津贴)制度当时影响尤其大。这种津贴用于支付罗马与意大利境内自由贫民子女的食品与教育。8在很长一个时期,alimenta资助的覆盖率相当高,至今意大利境内还有当年留下的上百处alimenta分配记录铭文,成为今天学者治历史人口统计学的重要史料。9除了保障性质的津贴外,帝国时期国家还为贫民的需要发放低息无息贷款,在“罗马黄金时代”,这笔钱实际上往往无须偿还——图拉真等皇帝都曾废除过贫民积欠国家的债务并销毁债契。文献与“图拉真圆柱”之类的古迹都记载着这种场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免除的是国家出于义务,应贫民要求贷给的钱,而不是国家凭借权力向臣民征收而臣民无力交纳形成的积欠。它与我国历史上朝廷偶尔开恩免除百姓“积欠逋赋”是不同的。也与我国唐宋时期那种朝廷强制“抑配”发放“公廨钱”、“青苗钱”用以创收的“官高利贷”不同。
公民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国家要求“面包与马戏”,这一传统影响久远已经符号化,今天在欧美时常可以看到以“bread and circus”为招牌的超市、食品连锁店、旅馆与剧院等等消费场所,10取其便宜、实惠之意,与古代的国家福利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以这个招牌之寓意实惠、大众化,仍然可见历史的影响。古罗马国家的这种“高福利”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今人可以指它只惠及自由民不惠及奴隶,指它造成公民的消极化寄生化和共和政治的消亡,指它最终造成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与崩溃,当今的不少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还喜欢把希腊罗马国家与文明的没落解释为“古代福利国家的破产”并借以隐喻当今西方福利国家的困境、宣传其自由放任的理念。不过价值上的褒贬姑且不论,古罗马国家以“面包与马戏”相讨好换取公民的“安静”(图拉真语),和中国古代朝廷以严刑峻法使草民畏服还是很不一样的。
中世纪典型时期,罗马式的古代国家解体,欧陆成为教俗领地、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