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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代传统婆婆
笑冬
 
传统的家族制度看婆媳关系的实质
人们很少把婆媳关系看成是有深刻社会内涵的问题,也很少从性别等级制的角度去分析它。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化深化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农村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没有改善所有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只是提高了媳妇的地位,降低了婆婆的地位呢?如果拿父亲和儿子比,儿子的地位也有明显的提高,因为现在年轻人在市场上占优势,但父亲权威的下降远没有婆婆的那么显著。那么婆媳两代妇女的生活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改变了的婆媳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这种变化如何与性别问题、与妇女解放相关?
多数中外学者都同意这样的说法:传统的中国妇女在这种制度中的地位很低。女人一生下来就不如男人,结婚就是为了给夫家生儿育女。妇女在生活的不同阶段要从父、从夫、从子。但也有学者提出,传统社会妇女的地位并不是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低,而是随着儿子的出生和自己年龄的增长而地位不断有所提高。另一种说法是,婆媳关系实际上是父权家族制度中的女性等级制。在一定的生活阶段,妇女被男人和一部分年长的女人所压迫;在另一些生活阶段,这种压迫被解除,一些妇女成为在家主事的人。这些分析指出了男性统治和女性屈从关系的复杂性,同时也指出了意识形态与实践的不一致性。国内有学者(如周美珍)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妇女所受的压迫主要不是来自男人,而是来自妇女,即通过“男女授受不亲”把男人和女人隔离开来,然后通过婆婆的权威来压迫媳妇,让正房得势以统治小老婆。
如果妇女压迫是传统家庭中的基本形式,那么它如何与传统家族中的父系、父权,和从夫居这些特征相关联?为什么男性统治允许一部分妇女有较高的地位?这样的妇女是代表了妇女自身的利益还是男人的利益?在家族制度中,“女性等级”和男女性别等级是平行存在,还是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一个翻版?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两个方面的分析来解答:一是分析建构传统家族体制的三大原则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二是把妇女生育的角色放入这种建构中去分析其实质。
传统家族制度是一个十分精密的体系。该体系的设置是为了有利于延续、扩大本家族的势力,以占有更多的资源;而确定本族成员的身份、角色和地位是使成员各司其职的重要保证。这种等级体系主要由三个原则构成:辈分,年龄和性别。这三个原则的分量并不等同,其中性别最为重要。正是性别这个原则确立了父系制。性别把父亲的家系和母亲的家系区别开来,也把父系与父亲已婚的姐妹的夫家的家系区别开来。这种区别的含义是:后两类家系的成员相对于父系来讲都是“外人”。
摩根认为亲属称谓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描绘式,一种叫分类式。先看第一种形式。在中国,所有的父系家庭成员的称谓都和母系的不同。同样是男人,父亲的兄弟叫伯伯、叔叔,母亲的叫大舅、小舅。父母亲的父母称谓也不同。描绘式的称谓精确地指出每一个人在家族中的角色和位置。每个人对自己的多重角色都有明确的意识。
分类式的亲属称谓在中国也很重要,而且由于它和描绘式天衣无缝地揉合在一起而更显其重要性。比如说母亲的兄弟叫舅舅,虽然由此把舅舅与父亲区分开来,但舅舅在他自己的家里也是父亲,也是父系的传人,于是把“父”这个字加在“舅”之后,称作“舅父”。也就是说,分类式给所有的父亲以尊严和权威,同时又通过描绘式把直系和旁系分开,把父系和母系分开。母亲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有相当高的地位,究其原因,“辈分”作为构成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