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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的曲折历程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摘要:谈判,作为以和平手段面对面进行利益协调的活动,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被更加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通过谈判争取到最大利益也成为人们普遍探索的问题近些年来,大量研究谈判技巧的书纷纷问世,但多把目光集中在经贸领域,对外交谈判几乎无人问津本文选择中美建交谈判作为案例,从学术角度研究当代中国人在外交谈判中的表现和行为方式,把握中国老一辈外交家们与大国交往的谈判风采,并希望能为中国新一代投身外交事业的官员们提供某种借鉴或参考,使他们在实践中赢得谈判的胜利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章首先勾勒出当代中国人开展谈判的种种背景因素,以便进一步理解中国人在谈判中的具体表现这些背景因素主要有中国人的谈判观及其在外交中的地位当代中国人的独立自主与平等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对谈判方式的影响第二章回顾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历程不同于一般的中美关系史,本章突出“谈判”,从美国方面解密的这段时期的官方谈判记录、中国有关媒体报道、公开的中国文件,以及中美两国政府官员回忆录中汲取材料,加以提炼和概括,以展现当代中国的外交谈判风采
关键词:中美建交谈判中国外交
中美建交的曲折历程
王国权,1957年起先后任中国驻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大使。1964年7月初,他偕夫人常玉林踏上北京—莫斯科直达列车,7月11日抵达波兰首都华沙,开始了他一身二任的外交生涯:既任我国驻波兰大使,又兼中美华沙谈判首席代表,接替已回国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的职务,与当时称霸世界的美国代表展开唇枪舌剑的交锋。驳斥美国大使对侵略政策的辩护。以下是王国权关于中美外交过程的回忆,也是中美外交过程的最为真实的再现。
我到华沙半个月后,按预定协议,中美第121次会谈就要正式开始了。那是1964年7月29日上午,我和助手林平、李连璧、钱永年和叶维贤走进了位于华沙市中心古色古香的梅希里维茨宫。中美谈判的特殊性在于:两国互不承认却互派大使在第三国谈判。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颇为奇特的,也是国际关系中的新创造。这一会谈是中美之间就有关问题申述各自看法、立场、观点的有效渠道。中美华沙谈判前后持续15年之久,前9年由王炳南大使担任首席代表,共谈了120次;我从第121次继续谈判到最后一次即1967年3月的第133次为止。此后,我被“文革”造反派揪回国内“审查”。中美建交后,华沙谈判随之成为历史。第121次谈判美方代表是柯约翰大使。我们在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引荐下,在竖有中美双方小旗的谈判桌前相对而坐。柯约翰一字一句地照念他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内容大致是为美国在印度支那和远东的侵略政策辩护,给他们插手越南、缅甸、柬埔寨的侵略行动戴上和平、义务的面具和花环,美化自己,反倒说我们支持越南、柬埔寨人民反侵略斗争是推行共产主义化。我当即斥问道:“大使先生,你说美国在东南亚的行为是为了尽某种义务,请问那是什么义务?又是谁赋予美国政府这种义务呢?这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与柯约翰是头一次交锋,我的反问引来他的凝视。我判断,美国也在摸我这个继任谈判者的底。柯约翰继续说:“我们的声明和照会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和利益。对世界事务,我们美国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立刻批驳说:“大使先生,难道美国把军舰和飞机派到我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也基于这种考虑?众所周知,美国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远隔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