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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深化和中国经济增长

摘要:在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我国经济出现了资本过早深化的现象。近年我国的“资本—劳动比率”“资本—产出”比率变化情况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中出现了资本密度加速上升现象。资本的过早深化开始影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经济中投资效率加剧恶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资本更加集中于钢铁、建材、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经济向效率缺失的方向发展。中国特有的投资体制是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快改善我国的投资体制,降低资本增长率或消化提前增长的资本存量,并提高劳动增长率或就业率,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资本—劳动比率,投资效率,经济增长,投资体制,资本深化
2017年11月22日,吴敬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在题目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几千字的长文中指出:以“重化工”为主导的重型化经济增长会给中国带来危险,“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霍夫曼这个主张发展重化工业的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事实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近些年已出现明显的“重型化”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资本与劳动比率失衡的现象。这表现为,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劳动力增长速度,我们从近年来中国投资增速与就业人口的增速比较中可以获得这一证明。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中国的就业率会有所下降,同时GDP却会较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当就业率不变或有所下降时,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与外资的快速流入所能提供的积累形成了更多的资本积累,最终使得产出超过了正常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套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及经济过热现象。2017年以来,抑制过热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关键词,而导致过热的正是钢铁、建材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过度投资。不可否认的一个经济事实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多年来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工业化是推动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因。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经济发展却出现了与政府所推动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不同的趋势,目前我国的工业结构正在出现大规模向重化工业转移的趋势,这是一个消耗资源的过程,也是资本积累的加速期。这一趋势的出现将进一步恶化我国经济中本已出现的资本深化现象,对于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造成一定的困难。
一、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深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另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二者结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重要历史趋向。工业化的进步,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业比重下降和工业比重上升,标志着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工业的增长中主要部分来自制造业。尽管中国是一个体制转轨的经济,但是它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却类似于新兴工业化战略的模式,并可定义为工业化推动型的。中国曾经有超过70%(现在为63%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但是,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类似,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的却不是农业部门(只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个例外),而是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扩张。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而来自农业部门的贡献只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是一个由制造业部门而不是农业部门驱动的。在理论上,工业化类型的增长格式接近于新古典的增长模式。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资本形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应该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只要资本的形成能够吸引并匹配更多的劳动,中国经济离开增长的“稳态”还将有相当长的距离,经济增长的空间还会很大。但是,我们的经验观察表明,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却发生了显著而快速地上升,也就是说“资本深化”在我国过早的出现了。其具体表现为我国在近几年中资本—劳动比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发生显著上升的时间的确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后。这首先可以从我们计算出的整个经济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格式得到证实(这里使用的是张军和施少华(2000)整理的1978-1998年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总量数据,作者对1998-2017年间的数据进行了补充),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经济部门中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10年,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基本是变化不太显著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加速。所以,大体上,1989—1990年似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