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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如何摆脱中国式悖论
截至2009年底,,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我国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并不丰富。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方式仍在继续。在18亿亩耕地红线和国家收紧新增建设用地审批的压力下,各地又通过占补平衡、集中居住等变通方法获取土地。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前不久指出,占补平衡的原则是占用多少耕地就要补多少,但补的耕地基本都是通过山上开荒来实现。许多山区浅薄的土层一旦失去植被保护造成流失,几百年都难以恢复,而且这样补充的耕地与被占用的耕地在质量上不可同日而语。
党国英则认为,虽然现在的耕地面积在保障粮食安全上不存在问题,但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耕地不嫌多,只嫌少。“目前粮食高产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
近年来,由于过量抽采地下水,我国沿海地区海水入侵淡水含水层的现象屡屡发生,从北向南已经涉及辽宁、河北、山东、广西、海南等多个省份。同时,我国也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多的国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达40吨/平方公里,。
“如果我们的耕地多,就可以少用化肥、农药,少灌溉,甚至轮种、休耕,这样既能保障粮食的数量安全,也能保障粮食的质量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党国英说。
土地制度亟待深化改革
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我国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政策。然而效果并没有预期那么好。“现在来看,保护耕地就中央及相关部委有积极性,地方政府甚至农民都没有积极性。”党国英说,这表明我国土地制度在设计上存在问题。
对此,他提出两个具体的改革建议。
一是“管住规划,放开产权”。在规划法律化、民主化的基础上,确保规划执行,然后“放开产权”,让土地使用权永久化、物权化,而使用权可以有国家的,集体的,也可以有个人的。这样,城市建成区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就不必一律搞成国家所有。
二是进一步确定公共利益征地的边界。只能因部分重要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强制征地,且议价要依市场价。并用列举法对重要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如国防设施、高速公路、铁路、城市主要道路、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共安全等设施的占地,才属于重要公共利益需要的占地。其他如绿地、湿地、图书馆、博物馆、一般性政府办公楼等,即使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也要走市场化的路子。
“只有以更加市场化的手段,调动各方面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党国英说。(《半月谈》2010年第20期/记者高远至)
土地利用的“中国式悖论”
一方面是“极稀缺”,另一方面是“大浪费”,目前我国土地利用正面临这一悖论。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反复强调,我国土地国情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资源极度稀缺,二是利用严重浪费。要突出重围,必须彻底打破土地利用“极稀缺大浪费”格局。
国土资源部在全国“土地日”之际提供的材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发展战略与城镇资源环境容量不相协调。在很多地区,脱离实际的大规划不仅加速了土地占用,而且造成建设用地低效利用。统计显示,全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高达133平方米,。在此情况下,必须坚决贯彻土地管理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强调的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科学管理城镇建设用地,坚决防止加快城镇化过程中的“摊大饼”倾向。
打破“极稀缺大浪费”土地利用格局,必须坚决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不断扩大有偿使用范围。要加强经营性基础设施有偿使用成本测算,最终目标就是按照国务院要求,今后除军事、社会保障性住房和特殊用地等可以继续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外,对国家机关办公管严用好“土地闸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专访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
土生万物,地发千祥。在第20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全国“土地日”主题确定为“土地与转变发展方式——依法管地、集约用地”,既是表达对大地母亲的殷殷情怀,也希望进一步唤醒人们的土地意识,把握好形势和要求,倍加珍惜土地,倍加节约土地,集约利用土地。
大地不能承受之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源。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无不与土地息息相关。“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土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