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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瓦克从解构延异到属下主体效果探究
摘要:解构主义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挑战了二元体系,使翻译过程变为对意义的多重阐释。深受德里达的影响,斯皮瓦克不仅成功超越了文本局限,还借助批评和翻译实践,把解构与现实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本文集中探讨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下踪迹延异理论到斯皮瓦克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应用,直至其属下主体效果研究,希望通过历时的对其关联性进行的尝试性探索,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框架。
关键词:斯皮瓦克;解构主义;延异;属下主体效果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4-0165-04 收稿日期:2011-05-11
在《柏拉图的药》的故事中,雅克・德里达围绕柏拉图的“药”(Pharmakon)的多重意义在不同文本中的来回穿梭,译作“治疗”、“毒药”甚至于“***”,以证明译者与文本的意义及其衍生关系过于简单化的倾向。“这个概念的可变的统一性、甚或将概念与其能指联系起来的规则和奇怪的逻辑,在何种程度上由于译者的轻率或经验主义而被消除、掩盖、涂抹。”换言之,对于“文本”,在者可从结构的稳定性方面理解;不在者则需在理解中建立联系。“药”的多重含义成为颠覆意义和彰显差异的力量。本文拟从历时的角度,对解构主义下的踪迹延异理论延至斯皮瓦克对解构主义的应用,直至其属下主体效果研究作尝试性的探索。
一、从解构到踪迹的延异
1966年德里达以《人文科学话语的解构、符合和游戏》“解构”了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所“解构”的概念或术语包括存在、本质、实质、真理、形式。虽然概念衍生于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解构),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颠倒了现存的二项对立、二元对立系统,并试图以解构消解结构,以差异代替同一,以缺场代替在场,以显示自己的特征,指出结构存在不对应性、不稳定性和假定性。之于翻译,不同于之前把翻译定义为一种稳定的二元对立项(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德里达更强调其作为“有调节的转换”,因为翻译中“从未传递纯粹的所指”。
解构的第一策略是推翻二元对立,其关键环节即在于“延异”。德里达认为,无论是作品的文本本身还是作为主体的人来说,其自我同一性、自治性都将是不可能的,即作品和译者对作品的阅读都不可能作为文本稳定的起源。而“踪迹”(trance)这一概念是指稳定的起源和意义仅仅是假象,起源早已不知所踪,留下的只是“踪迹”。换言之,所指只是符号,意义要以情景确立,并没有确定的意义。所指或意义都不表示不变的存在而只是一种“踪迹”。关于自我同一的不能性,斯皮瓦克也同样强调,如同不能在世间找到完全相同的事物,也同样无法两次在不同时间找到与自我同一、重复的事物。以此推理,“对‘同一’文本的两次阅读所具有的同一性也只能用差异来界定”。作品不可重复,只有相互之间的差异才是事物的共同性所在。
本质而言,“延异”(differance)包含双重意义:一是空间概念上的“差异”(spacing);另一方面是时间概念上的“推延”(temporalization)。德里达认为,文字的书写是一种空间重复,其中,文字由于书写而自身形成了差异,这是来自于不在场问题。即我们书写是由于说话对象或交流对象不在场,或记忆力不好(记忆的缺场)。正是这种缺席的在场,使文本的意义总是延缓、不确定,总是被延宕。“现时”不可能留驻在某点不前,它不断成为未来的预设抑或过去的持续,在自我在某现时的“在场”中,会掺入将来或过去的因素,成为“差异的运动”,时间和空间的“延异”。翻译就是双轨式的思考此点,让“他者”出场,延异或差异也印证了语言的局限性,解构了纯语言存在的设想。“延异”或不确定性是意义的散播,不融合于一个整体,而是分散的片段,无穷的生产和替代,不受作者控制的同时亦不否定作者意图,却肯定着不定数量意义的产生。德里达和斯皮瓦克都强调同一性中的差异,但斯皮瓦克在强调非稳定性的同时,又在稳定的临时性、同一性和差异之间的游戏所具有的建构特征等方面展开论证,即德里达后期才逐渐审视的,解构本身所包含的“临时的稳定性”问题。如果说,德里达引进的“嬉戏”、“散播”等概念使意义在踪迹的延异中产生了意义,那么斯皮瓦克对于“意义嬉戏”的重新解构,对符号链的解码则不只是对解构思想的充分阐释,更隐含着某种“转向”。
二、从踪迹的延异到策略上的本质主义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深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影响,而德里达后期向伦理学、“他者”以及现实政治问题的转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斯皮瓦克对解构的深层特殊理解取得了方向上的共通。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从理论上支持了斯皮瓦克,尤其在文化反抗等问题,对解构思维的策略性运用也是斯皮瓦克思想的重要武器之一。事实上,从解构意义上讲,斯皮瓦克走得更远。
“本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