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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伦理型领导量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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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伦理型领导量表研究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运用标准化量表开发手段对中国伦理型领导量表进行开发。通过中西方文化差异分析、文献阅读及企业访谈的形式,确定伦理型领导量表初始项目;通过极端组比较、题项与总分相关比较、同质性检验三种方法进行初始量表提纯;构造结构方程模型,对正式量表各个维度及整体的内部结构效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伦理型领导包括领导者美德、伦理规则和利他精神三个维度,其中,利他精神是中国伦理型领导特有的维度。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为探索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伦理型领导提供了理论指导及测量工具。

伦理型领导;中国情境;量表开发;企业文化;组织行为

近年来,在商业金融、食品安全以及建筑工程等诸多领域,很多企业爆发了道德丑闻,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由于管理者在企业决策中具有主导作用,这使得研究者对企业管理者在领导过程中的道德产生极大的兴趣。企业管理者的伦理道德研究由来已久,1978年提出的变革型领导就具有伦理特质,通过向员工提供公平或公正具有伦理标准的价值观,使员工的伦理道德向着更高层次发展[1]。此后,伦理型领导的概念被第一次提出,为明确管理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以及规范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伦理依据[2]。伦理领导者承担着道德个体和道德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不仅需要保持自身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道德品质,还要向员工传递明确的伦理道德价值观[3],通过个人活动和人际关系树立相对规范和适当的行为,使得伦理行为在员工中得到发扬[4]。伦理型领导会对员工的绩效[5]、满意度[6]、责任心[7]产生正向影响,对反生产行为、非伦理行为产生负向影响,通过研究伦理型领导,可以进一步深化伦理道德对企业发展影响的认识,但目前伦理型领导量表大多来自西方,并不十分适合中国情境。中国是一个崇尚德治的国家,历来就十分重视领导的道德因素和道德管理,伦理型领导在中国有其存在的合理土壤。因此,需要寻找中西方伦理的差异,结合中国伦理道德,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对中国伦理型领导的结构进行研究,开发出适合中国的伦理型领导量表。文章基于中国文化情境,运用标准化量表开发手段对中国伦理型领导量表进行开发。通过中西方文化差异分析、文献阅读及企业访谈的形式,确定伦理型领导量表初始项目;通过极端组比较,题项与总分相关比较,同质性检验三种方法进行初始量表提纯得到正式量表;构造结构方程模型,对正式量表各个维度及整体的内部结构效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探索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伦理型领导提供了理论指导及测量工具。

,研究中国伦理型领导的结构,首先需要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价值取向、人性假设以及利己利他行为三方面。第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西方文化强调个体价值取向,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追求;而中国文化则追求集体价值的取向,强调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伦理观念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方面,在人性假设上,西方认为人性本恶,如西方的宗教经典《圣经》认为人类是带着“原罪”活在世间,亚当
#8226;斯密以“性恶论”为基础,在经济学领域提出“经济人”的概念;而中国文化倡导人性本善的理念,“三字经”对人性的判断是“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也认为人与生俱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重视自我修身育德。第三方面,在利己与利他行为上,西方近些年倡导合理利己主义,即反对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对立,认为追求自己的利益本身就包含着社会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但依然把个人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而中国是以责任意识为核心,倡导奉献、助人为乐等理念,鼓励以帮助他人为目的,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觉自愿行为。
,对伦理型领导的维度划分主要来自于西方的研究,Kanungo,Mendonca(1998)在其研究中将伦理型领导划分为三个维度,包括领导者的动机,领导者的意图和领导者的影响策略[8]。2004年,Khuntia
amp;Suar根据Kanungo
amp;Mendonca(1998)对伦理型领导力的维度划分,将伦理型领导归纳为“授权(Empower-ment)、动机和特质(Motive
amp;character)”两个维度,授权是领导如何对员工进行道德培养,动机和特质是领导的道德品质以及领导对员工道德观的影响和要求[9]。Brown等(2005)在研究中开发了10个条目的单维度伦理型领导行为量表,包括诚实、公平、公正、运用奖励惩罚手段激励道德行为、利用伦理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