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歌的中和之美
摘要:杜甫诗歌体现出儒家的中和之美,主要表现为“怨而不怒”的中庸思想、“和而不同”的诗体形式、相反相成的“水火济济”和继往开来的“集大成”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中和之美怨而不怒和而不同水火济济集大成
唐代诗人中,杜甫的诗歌最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的中和精神。无论是从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看,从选择的诗体形式看,从有意使用矛盾的对立统一看,还是从继往开来的诗史意义看,都是如此。
其一,杜诗在表达感情时体现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中庸色彩。杜甫的儒家思想非常纯正。杜甫不但“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卷二),而且发展了儒学。莫砺锋说:“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1](P12—13)生活于离乱艰难之际,杜甫即使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把儒家的仁爱思想发挥到极致,显示了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王安石笔下的杜甫:“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杜甫画像》)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极端痛苦中,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看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现实,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名句,但其表现出来的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怨而不怒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2](P453)不但如此,杜甫也说自己的诗法是从儒家而来,“法自儒家有”(《偶题》),这是最鲜明的态度。
其二,“和而不同”的诗体形式。杜诗对于当时的各种诗体,都积极参与创作,并大胆探索。根据莫砺锋的统计,杜甫有五古263首,七古141首,五绝31首,七绝107首,五律630首,七律151首,五排127首,七排7首。[3](P236)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杜甫诗歌的诗体形式非常全面,古体诗与近体诗同样得到了发展。唐朝前期,一度出现过古、近体诗互相排斥的现象,初唐的宫廷诗人喜欢写近体诗,陈子昂则对其大加鞭挞,他本人也很少写近体诗。即使到了盛唐,大诗人李白还在高喊“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五十九首》),尽管他本人其实从中受益不少。在杜甫的创作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并存。他不仅是唐代写五排最多也最成功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七排的新形式。五排和七排的发展、成熟,则代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顶点。
除了在五排和七排上的创新外,杜甫的其他诗体也有一些变化。他的五古具有明显的“赋化”特点。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叙自凤翔北行至邠,再自邠北行至鄜沿途所见,纯用《北征》《东征》《西征》诸赋章法,化赋为诗,文体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其风至杜始开。”[4]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作者创造性地将前人常用的“纪游”和“咏怀”题材合而为一。他的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仅摆脱了音乐的限制,而且摆脱了古体的限制。元稹《乐府序》:
“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近体诗而言,用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也是从杜甫开始的。为了让律诗表达更丰富和重大的内容,他还开创了组诗的写法。他的绝句也很有特色,一些作品重视对仗,甚至两联皆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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