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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韬法律思想之主旨
文章编号:1008-4355(2013)03-0019-06
收稿日期:2013-04-01
作者简介:
吴志辉(1969-),男,四川仁寿人,绵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讲师,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法律史学专业博士生。
摘要:
王韬是近代中国的改良思想巨擘,“通”——以变通、疏通、沟通求得融通的思想,即改良变法的思想——是其法律思想之主旨所在。以“通”为法思想之逻辑起点,王韬着力于对传统法哲学观——“天下观”、“道器观”、“循环观”、“变易观”等的融通与重构,并把“变通”、“改良”的思想主旨溶灌于种种具体法律主张中。把握“通”的法律思想主旨对深刻理解其法律思想的整体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通;法律思想;主旨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08-
近代中国思想界群峰矗立,层峦叠嶂,被誉为近代“中西交通第一人”的改良巨擘王韬之思想犹如奇峰矗立其中,其代表作《弢园文录外编》(从下文始简称外编,引用该书,只注明篇名)更是在群峰中突兀傲立。《外编》思想锋利、内容驳杂,虽偶有高深迷离、佶屈聱牙之笔,但充溢全书的更多的是浅明、酣畅、精辟之论。成书130年来,《外编》不断被喧闹之政界、清雅之学界乃至俚俗社会所解读,但各个层面的研读者均没有对《外编》思想之主旨达成共识。对《外编》蕴涵的法律思想《弢园文录外编》是王韬设计的中国改良方案,在此方案中,蕴藏着一个不可或缺却被后人关心不够的法思想层面。它凝聚了王韬在中西剧烈碰撞、交融之际对法的思考,是他对中国法律由传统到近代、由民族到世界的十字路口的重新选择和构建,王韬法思想的密码即储藏于此。
主旨之探讨也尚付阙如。有鉴于此,笔者本着“回归文本”,归真返璞,通过对原典文本《外编》的反复研读、揣摩与思考,发现“通”——以变通、疏通、沟通求得融通的思想,即改良变法的思想——是王韬法律思想之主旨所在,王韬法律思想的各个层面均贯穿了“通”的思想主旨。本文尝试从三个层面进行阐述论证,不妥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一、“通”:法律思想之逻辑起点和价值本体
“通”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内涵丰富,包含了融通、疏通、沟通、贯通等多种涵义。“通”在思想层面上与儒学中庸思想之“权变”、“时中”涵义接近,有继承、转化、改造和创新的意思,也有守恒与发展并存、稳定与开放并存的意韵。在王韬的思想中,再也没有比“通”字更能准确、贴切、精炼地表现其思想从传统婵递到近代的艰难历程。在《外编》全书所含12卷185篇中,王韬的《原道》篇可为其纲,统帅全书。篇中“通”字屡次出现,如《原道》篇开宗明义云: “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1]行文末总结到: “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
”[1]5
在《外编》中,“通”包含了交通、运通、变通、沟通、通变等诸多涵义,在各篇政论文中,“通”字俯拾皆是,反映了王韬“通”的思想主旨和价值取向,譬如《变法》中云:“《易》曰:‘穷则变,变则通’”; “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前者之“通”为“通达”之意,后者之“通”为“沟通”之意。《重民》下曰:“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35此“通”字是“沟通”之意。《遣使》曰:“总之,事贵因时以变通,道在与时而消息;先时而能通者,圣人也,后时而不违者,贤人也,时之为义大矣哉。”[1]83此“通”字是“因时通变”之义。与此同时,王韬还对中国各种“不通”,即“隔阂、杜绝、不达”的政治弊端进行了论述,又如《重民》上云:“上有以信夫民,民有以爱夫上,上下之交既无隔阂,则君民之情自相浃洽。”[1] 31“隔阂”表明了他反对君民、吏民之隔阂,主张疏通隔阂,建立“政令下传,下情上报”的有效沟通机制的思想。《睦邻》曰:“夫中外之情所以不通也,以隔阂太甚也;而隔阂之故,由于情疏而不亲,势尊而不近。”[1] 45此“隔阂”表明了他建议沟通、畅通中西国家之间政情、商情,因势利导,反对隔阂、杜绝的思想。
总之,王韬在大肆批驳“君民隔阂”、“舆情隔阂”、“中外隔阂”的政治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上下相通”、“中西相通”、“与时变通”的改良思想。《外编》全书渗透了“通”的主旨,“通”在王韬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则是构建其理论大厦之苍穹。“通”是其思维方式,在思想体系中起到了焊接器、润滑剂的作用,其思想的多种范畴、原则不仅依赖
“通”来加以整合、修复,而且“通”贯穿了其思想之始终和法律思想的各个层面(包括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