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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豆贸易战
美方代表团在研讨会召开日之前提前到达北京,并主动约见了在京的几大主流媒体。他们准备了详细的有关美国大豆的生产、质量及贸易的资料,表示“美国大豆农户承诺通过提供高品质和有价格竞争力的美国大豆来保证中国用户获得成功。
”最初的媒体见面会似乎更像是美国推销其大豆的“推介会”。
但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显然不满足于被动的接受对方“推介”。更何况,对于探寻中美大豆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原因、解开中国为何高价购买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到底有无人为“操纵嫌疑”等“迷雾”,这是一个难得的、不容错过的机会。
“近两年来,大豆已成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大豆加工企业解不开的‘情结’。面对‘南美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买大豆’的现实,拥有国际定价权的美国,成了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赢家。美方了解中国人因此而产生的情绪吗?”媒体见面会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出了这一看似不礼貌、但又不能回避的话题。
对方并未感觉意外。CBOT总裁伯尼·丹回答说:“几个月前在我对中国的某次访问中,曾就此话题与中国土畜进出口商会进行过交流。当时我详细向对方介绍了大豆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风险管理对冲方式,并谈到如何让用户了解市场,教会用户如何使用市场。无论是什么样的情绪或什么样的感觉,主要原因还是宣传、教育的问题。”
他所说的宣传和教育,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投资者教育。包括告诉用户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如何使用市场,如何把市场运作和使用市场的方法结合到每一个交易者的具体操作行为中等等。
“任何环节出现差错的话,都会带来市场参与者的怀疑和关注。但这归根到底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市场模式或者是监控市场模式的问题,因为市场模式和市场监控模式已经在过去的157年当中得到了验证,证明了其可信度。”
那么,2004年上半年先创下近30年价格新高、后又迅即狂跌50%的CBOT大豆期货价格,是否是国际投机基金操纵的结果?
伯尼·丹回应说,去年的高价格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供求案例,上涨是因为中国需求增加,后来下跌是因为供给方面发生了骤变:与原来预测不同的是,美国大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大丰收。
“国际投机基金没有操纵CBOT大豆价格,”他肯定地说。目前在CBOT的农产品交易中,60%属于套期保值,投机型交易约占30%。正是这两种交易的组合,成为价格形成的公开平台。为避免投机型交易者的操纵行为,交易所采取了控制其交易仓位的措施,并每天通过自律机制进行监控。除此之外,CFTC(美国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也对交易进行监控,如交易所定期把大宗交易汇报给政府部门。
对此解释,《中国经济周刊》又咨询了国内期货界人士,他们基本同意伯尼·丹的说法。如国内某期货公司负责人解释说,期货市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现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因素发挥放大效应,可以几倍、甚至数十倍的放大。所以,中国近年来迅速增长的大豆加工能力和大豆需求量,使“中国买家”成了左右国际期货市场的重要因素,并为国际炒家利用和发挥到了极致。
对于2004年大豆为何创出历史价格新高,美国大豆协会的Paul Burke还介绍了一个他自认为“不知能否回答这一问题的情况”。那就是2003年底,中国大豆进口商代表团到芝加哥去访问,其中就有很多美国大豆的大买主。“看到有这么多的买主来到芝加哥市场,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这么多重要的买主都出现在市场,给市场带来了一些短期看好的情绪,并造成短期价格的上涨。”
其实,他所说的就是中国大豆采购团声势浩大的“集体采购”。鉴于采购团当时将采购时间、地点、数量等“商业机密”公布与众,被国内媒体指责为“无知”、“愚昧”。
但除了中国需求因素外,CBOT总裁伯尼·丹也承认,后来美国产量“出乎预料”的大丰收,直接导致了国际大豆价格的狂跌,正是这一跌最终“成就”了中国大豆危机的爆发。
那么,美国农业部最初公布的2004年的美国大豆产量预测,为何与后来的实际产量相差如此悬殊?即一个后来事实上的增产年,事先却预测为减产年?
美国农业部数据为何失真
其实,关于美国农业部公布数据不准的说法和怀疑,早在国内期货界盛传。基本观点是,根据美国大豆销售季节“调整”产量预测。
如美国大豆上市之前的2003年9月份,美国农业部大幅调低美国的大豆产量,国际大豆价格随之出现了反季节性的大幅上涨,于是美国大豆“买了个好价钱”;而到了2004年的5月份,美国大豆基本售罄进入销售淡季,南美大豆进入销售旺季,但此时美国农业部又发布报告说,2004/05年度世界大豆大幅增加,结果引发了国际大豆价格大跳水。不仅南美大豆销售遭受影响,中国企业也遭受重创。
由于中国企业是这次国际大豆市场中风云突变中的受害者,所以来自中国方面的分析和判断,难免片面、甚至是偏激。因此,美国方面的解释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