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豆的少年.doc

眼前一位干干净净的阳光少年。身材颀长,短发,卡其色裤子,浅灰色的薄毛衣,高,瘦,与我们小时候看的日本片里的矮个子皇军完全两码事。
  加藤嘉一出生在日本伊豆的小农村,一个富士山下三面环海的小小半岛,潮湿,温暖——因为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而著称。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角色。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自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看报,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看着记者狐疑的眼光,他摆着手为自己辩护:不。我不是间谍——哪有间谍接受记者采访的?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接受记者采访——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说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儿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是不是功利性太强了?”他露齿而笑,“我必须是个精英。在这点上我对中国北大的学生特别特别有意见——作为社会的精英,必须带着公共意识做事。”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
  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
  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中国呢?还有你做那么多事情,永远不知疲倦,不懂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