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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有瞽》与周初乐制改革
提要:西周初年的制礼作乐,经历了一个从因袭先王之乐到创制新乐的过程。因袭先王之乐的过程,可见于《逸周书·世俘篇》;创制新乐的成绩,则见于《诗经·周颂·有瞽》。通过两篇文献的对比研究,可以清晰了解周初乐制改革的情况。
关键词:《周颂》;《有瞽》;周初;乐制改革
探讨西周初年的乐制改革,可提要:西周初年的制礼作乐,经历了一个从因袭先王之乐到创制新乐的过程。因袭先王之乐的过程,可见于《逸周书·世俘篇》;创制新乐的成绩,则见于《诗经·周颂·有瞽》。通过两篇文献的对比研究,可以清晰了解周初乐制改革的情况。
关键词:《周颂》;《有瞽》;周初;乐制改革
探讨西周初年的乐制改革,可摄政六年,像孔颖达疏《诗经·周颂·武》时言:“《武》诗者,奏《大武》之乐歌也,谓周公摄政六年之时,象武王伐纣之事,作《大武》之乐,既成而于庙奏之。”9
当然,也有一些典籍,像《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今本竹书纪年》,也认为《大武》制作于克商之后同一年。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10却认为是献俘之后始作《大武》,与《世俘篇》的顺序不同。《今本竹书纪年》则详载其制作之月: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牧野。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命监殷。遂狩于管。作《大武乐》。11
上述证据很难成立,一方面,这些材料经过后人的改写,不一定可靠;另一方面,即便可靠,其记载作《大武》的时间,也与《世俘篇》相抵牾。因为《逸周书》所载是牧野初胜,与《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巡狩管叔封邑时不同。而且根据《礼记·乐记》,《大武》六成还有武王卒后之事,像周、召二公治理南国事。可知,《大武》制作的完成,应该不在武王时。故《世俘篇》中
籥人所奏,不是《大武》之乐。
面对这些疑问,又有人提出弥合之说,认为所奏不是全本《大武》,而只是其中一部分。像潘振说:“《武》,指象舞。”陈逢衡也说:“《武》,大武乐,此时所奏只大武一成之歌。”1言外之意,《大武》的创制,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的。如果真是这样,倒也说得通。因为《象》舞有二:一象文王之武功,以《周颂·维清》为歌辞;一象武王之武功,以《周颂·武》为歌辞。2后者确为《大武》的一部分。孔疏《维清》时就说:“谓《武》诗为《象》,明《大武》之乐亦为《象》矣。”3陈致也认为在《大武》创制之前,周人已经有个叫《武》的乐曲,即《周颂·武》。4但《武》首句有“於皇武王”语,提及武王谥号,怕不是作于武王生前。又,《象》为武舞,以干戈为舞具;籥人所奏者,却以文舞为主。《礼记·文王世子》中虽有“下管《象》”之说,5但这是西周乐制成型后的奏乐程式,且负责吹管者是《周礼》中的笙师,也非籥师或籥章。故以籥人奏《武》乐,仍有值得怀疑之处。
倒是后一种断句方法,较为合理。一方面,《世俘篇》中,本就“王”与“武王”并称。如既言“武王乃翼矢珪”,又言“王秉黄钺正国伯
”,但称“武王”为多,称“王”为少。另一方面,屡有“籥人造”的说法,与“籥人奏”不但句式相同,意思也相同。陈逢衡云:“造,作也。”6有奏乐的意思在内。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这一意见。
故文中提到的乐歌和乐舞,只有所谓“籥人九终”、《万》、《明明》和《崇禹生开》几种。《明明》应为新创,黄怀信认为“言献,盖属新编”,7是有一定道理的。然此诗不见于今本《诗经》,引起很多猜测。像惠栋以为“《明明》即《大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亦主此说。但陈逢衡却以《大明》句中有“武王”谥反驳之,认为应该是成王时的作品。8后王国维提出周初诸王有“生称谥”的观点,被很多人所认同。9
故今人仍有坚持《大明》即《明明》者,因《大明》首句有“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之语,认为这是其得名之故;篇中又有“燮伐大商”、“矢于牧野”、“肆伐大商”等语,分属诗末三章,故以《大明》后三章为“三终”,认为“所颂与本节内容正相吻合”。10若依其理路,《大明》有八章,不合“三终”之说。若此诗经过增补,末三章又不见“明明”之语。而且,“三终”亦非仅一篇,《礼记·乡饮酒义》说“升歌三终”,孔颖达就释为“谓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11可见,将《明明》指为《大明》,并不合适。
近年来,随着清华简的整理,其中有《耆夜》一篇,提到《明明上帝》一诗,李学勤以为这或许就是《明明》。12不过,清华简的年代问题,仍受质疑,要想坐实此论,尚需进一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周《雅》、《颂》以及金文中,多以“明明”为修饰语,像《诗经·小雅·小明》首句有“明明上天,照临下土”、13《大雅
·江汉》有“明明天子,令闻不已”、14《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