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ppt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
汉语言文学81
08114012
熊倩
被冷落的陀氏
文化审美心态的差异
宗教意识的差异
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
陀氏在中国的被研究
陀氏在中国的被研究之三十年代
陀氏在中国的被研究之四十年代
被冷落的陀氏
相比俄国其他文学大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时间最晚,他在1919 年以前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后借五四之后对俄国文学大规模引进的“东风”,才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为时人所认识。他的第一篇译文是在1920年发表(乔辛煐译《贼》,即今《诚实的贼》),第一个译本直到1926年6月才得以出版。其中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中国读者对陀氏的兴趣远不如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同时代的作家那么浓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阅读陀氏的作品时存在审美心理距离。其原因包括文化审美心态的迥异、国人宗教意识的薄弱以及作家艺术表现手法的陌生化效应。
文化审美心态的差异
不同于屠格涅夫、契诃夫作品中的和谐、诗意和宁静,也不同于托尔斯泰“文以载道”的创作态度,陀氏用笔构建出了一个“疯狂的、残酷的、没有怜悯的、丑恶的世界”。其作品给人一种混乱、骚动、痉挛和痛苦的印象,用配勒卫哲夫的话来说,就是“以力学性的、紧张的文体,以及一切冲突的突发事件来使人目眩的那种纠纷错杂的混沌的文体的旋风——这就是陀氏小说的特质。”
陀氏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一书中借人物之口这样说:美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可怕的是美不只是可怕的东西,而且是神秘的东西。美是在所多玛城里吗?请你相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正是在所多玛城里。这里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的心”。陀氏的小说,正是以其对“可怕的”、“神秘的”美的揭示,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笔触直指人内心深处黑暗的深渊,直面残酷的真实,他的作品也因此变得毫无诗意,令人难以卒读,无法忍受。
对于中庸的中国人来说,中庸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处世哲学的经典之道,即在待人接物方面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其中也包括如此对待自身的精神世界。它帮助中国人安然度过漫长的岁月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泰然,久而久之,也积淀为民族文化的心理特征之一,左右着人们以此对待自己,对待一切人与事,在文化艺术上则形成一种对审美境界的追求。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结构中,中国读者很难形成陀氏那种正视生命的惨苦与绝望的世界观。因此,陀氏的作品必然地不能被国人舒畅地接受。
在对陀氏表示“无法接受”的年代,人们对陀氏及其作品的态度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承认其理性上的合理性却无法从感性上接受,一种是从理性到感性上的彻底否定。前者在对他表现出理性肯定的同时,又伴随着感情鉴赏的疏远。现代学人周作人、蒋光慈、徐志摩等,在面对陀氏的时候,无不如此。甚至就连鲁迅这样一位在黑暗与虚无中寻求光明与实有的反抗绝望的英雄,也讲对陀氏“总不能爱”,读其作品,虽叹其伟大,“却常想废书不观”。
后者如马仲殊、周立波、周钢鸣等,则公开表示其对陀氏作品的不满。周立波称其作品“给人以精神惨跌的难堪”,指出“能通舟楫的大河流(托尔斯泰),在日常生活的挣扎上,比起大瀑布来(陀氏),是显得更为重要的”;周钢鸣非常坚定地下了结论:“爱人类,表现人类爱,应当仔细地谛听人类内在的呼声,但我们不能作拷问‘罪犯’的法官,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这样的方法,会损害我们感情的健康,也会使读者难以忍受的”。
附录(一)
马仲殊(1900-1958) :灌云县伊山镇人。著有短篇小说《三太爷》、《李星》、《屈服》、《京沪线上》、《邂逅》等;长篇小说有《两难》、《一个中学生的日记》、《***的云》;译著有《大地》、《儿子们》(美作家赛珍珠所作);文学理论有《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小说作法大纲》、《中学生文学》、《中学生小说作法》等。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前线报》笔政,以“老秀”笔名创作了诗歌、剧本。建国后,马仲殊担任上海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曾计划写作《鲁迅传》未成。1958年1月26日,马仲殊病逝于上海,年58岁。其生平被《中国文学家辞典》收录。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名周奉悟。湖南省益阳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编译家。代表作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
周钢鸣(1909-1981):笔名康敏、周达。广西罗城人。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浮沉》,论文集《怎样写报告文学》、《论文艺改造》,歌词《救亡进行曲》等。
宗教意识的差异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当薄弱,其精神世界中很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性与神圣感。也就不大能理解基督教文化对于人的原罪的恐惧以及对于人自身赎罪和忏悔的需求,也就有意无意地拒绝苦难的拯救与超越。因此,对于陀氏作品中那种沉重的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