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市场的认定与发展及对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借鉴.doc

相关市场的认定与发展及对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借鉴
    反垄断中相关市场界定的产生和发展与经济学密不可分,尤其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将经济学的理念、方法融入了反垄断的司法实践,从而开创了经济学与法律相结合的先例,推动了相关市场界定的发展及完善。
    一、相关市场界定的产生
    (一)相关市场界定产生的理论背景
    经济学中市场的概念早于反垄断法的产生。早在1942年,斯蒂格勒(Stigler)在古诺[1](Cournot)和马歇尔[2](Marshall)前期论述的基础上,对市场的含义给出了明确的阐释,认为在一个市场中相同产品的价格去掉运输成本后应该相等。[3]但正如沃登(Werden)所说那样,这个传统抽象的经济学市场定义的产生对反垄断实践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4]这是因为,首先,多数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用市场份额的大小来判断企业市场力量的大小,认为由于其他影响市场力量因素的制约,很可能当前拥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厂商实际上并不具有市场力量。[5]其次,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垄断竞争理论使得经济学家对市场界定的抵触达到了顶峰。垄断竞争理论认为,即便是密切替代品,其间在很多方面也都有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销售者都成为垄断者,因此,市场界定是没有意义的。退一步讲,即便真的需要界定市场,也很难准确地界定出其边界[6]。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认为相关市场界定是必要的,并且市场界定的标准需要经济学家来完成[7],但是由于他们对反垄断市场的界定没有作出实质性的研究及贡献,他们的影响力在20世纪50年代十分有限。
    真正对相关市场界定做出贡献的是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中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哈佛学派对反垄断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作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梅森(Mason)从有别于经济学中市场定义的另外一个角度对反垄断中相关市场含义给出了明确阐释:市场和市场结构必须参考单独的卖方或买方的立场来定义。这样的话,一个卖方的市场结构就应该包括买方和卖方在决定商业策略和行动时考虑的所有因素,也就是说,不论对何种产品,一个卖方的市场应该包括所有能影响其销售量的买方和卖方。[8]梅森认为反垄断市场中的产品间彼此应该具有竞争约束,这与经济学的市场概念完全不同。
    其次,哈佛学派的经济学家梅森、贝恩(S. Bain)先后提出并完善的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e-performance paradigm, SCP)这一理论模式,奠定了市场界定问题在反垄断制度中的关键地位。该理论的观点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所以,若市场结构高度集中则必然产生反竞争的市场行为,从而将导致非竞争性的市场绩效,[9]因此维持有效竞争的关键是控制市场结构。[10]
    在此基础上,哈佛学派的经济学家把其结构主义的理念进一步地融入反托拉斯分析的体系中,推动了经济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使得反垄断问题成为经济学与法学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领域。
    20世纪50年代末,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特纳(Turner)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凯森(Kaysen)教授合著了一部反托拉斯法专著《反托拉斯政策》[11]。该著作以经济学和法学为基础,构建了一套用以分析反托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