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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的语言学转向”
二十世纪的西方学术史,有语言学的世纪之称,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纷纷
受到这种“语言学帝国主义”的侵袭,作为“永远无法自给自足的学科” (美国著名***官
霍姆斯语) 的法学, 也同样未能免俗——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
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
故而有“法学的语言学转向”之称。而在我国,法律语言学作为一门晚出的学科,十几年内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至今尚未凸显其应有的学科优势, 因而不断有有识之士试图从方法
论的创新角度来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地位的提高而努力, 本文所作的尝试, 也仅仅是这众
多努力中的一种。如何从西方“法学的语言学转向”思潮中获取有益的借鉴,自觉地更新研
究方法,以尽快改革我国法律语言学研究的现状,正是写作此文的初衷。
一、“法学的语言学转向”概述
1.“法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学术背景
如前所述,“法学的语言学转向” 的出现, 与二十世纪整个西方思想的学术大背景是分不
开的,在二十世纪, 语言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成为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中心话题。
因此,在对法学的语言学转向进行叙述之前,有必要追溯至其理论源头,即“语言学转向”
思潮。
“语言学转向” 思潮在西方学界的出现, 并非偶然。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
叔本华、 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 理性至上、 实体永恒等原
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 上帝死了, 灵魂的寄放地何在?众多思想家不约
而同地找到了语言这一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 并将其作为伦理世界的最
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对语言领域的研究,范围之广泛、学派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使人
为之振奋”;虽然这种对语言的重要性之强调在我们看来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却给哲学研究
带来了蓬勃生机, 对历史学、 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轨迹也产生重要影响, 这其中包括法
学。
由于“语言学转向” 所涉及的思想家学派繁多、进路各异,因而很难对这一思潮作一个
简单明了的总结。一般说来,主要包括经维特根斯坦、罗素、 奥斯丁发展起来的语言分析哲
学,以迦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和以索绪尔、 福柯为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等, 他们对法学
研究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哈特、 佩雷尔曼等人的相关研究方面。 关于维特根斯坦等语言学家
学术思想的具体特点及对于法学研究的具体影响,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作出阐述。
2.“法学的语言学转向”概况:
从几例学术研究个案看语言学研究方法对现代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在浩浩荡荡的“语
言学转向” 思潮的影响下,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开始受到怀疑并被消解、 重构,并
给现代法学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传统法学理论认为法律语言应当是客观的、准确的、
含义唯一的,解释学却强调语言理解过程中的“前见”和“偏见”的合法性;传统法学认为
法律应该与社会存在中的道德观、 文化观相分离, 符号学和语言哲学却告诉我们语言和文化
也存在能指所指的对应关系, 而且这种对应关系的具体内容是不确定的, 要依赖于特定语境
——在本文中, 笔者将以哈特的语义分析法学、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战后欧美
涌现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