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笔记.doc

党史学****笔记之一
历史要真实
--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
(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诞辰,特撰此文作点辨析,以期引起讨论和求得专家们的指正。
问题的提起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
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20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年。
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论,即笼统肯定确立了***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作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论述党的六届领袖的书《从陈独秀到***》,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却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中共六任领袖新视面》第88,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标题却是“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就不但让两个论断相互打架,名义领袖之说还把张闻天置于挂名总书记向忠发的地位。而且既然***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只是五届,也谈不上六届了。还有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但也无法摆脱这个矛盾。在一共4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52—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又如后面一节用了《拥护***的领导地位》的标题,讲的内容却是: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否决了***的意见,同意***作为成员之一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建议,以及会理会议上***产生对张闻天的长期误会等,就都显得有点文不对题。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的种种困难。”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71页。
这些话恐怕只能是很久以后的想象,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真是确立了***的领导,那就谈不上张闻天“负总责”和“在总书记岗位上”了。博古的总书记本来是完全有职有权的,遵义会议对这个岗位的权限也没有作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